基層勞工：承認的代價–《創傷的帝國》筆記（下）
我們治療所有疾病, 甚至包括不公平…
夏菽 9.3.2024
《創傷的帝國》比較「無國界醫生組織」和「世界醫生組織」這兩大人道主義救援團體的異同。儘管它們在治療災後創傷的目標看似相似, 但内容卻不同。
作者說人道主義運動的三個主要團體包括:「國際紅十字會」, 成立於1875年; 「無國界醫生組織」, 成立於1971年; 「世界醫生組織」, 成立於1980年。
「世界醫生組織」是從「無國界醫生組織」中分裂出來, 原因是不滿「無國界醫生組織」在進行人道救援時堅持中立原則, 將任務嚴格限制在醫療援助之內。他們認為人道救援不應只在醫療援助上。分裂出來的人組織了「世界醫生組織」, 他們有句標語：「我們治療所有疾病, 甚至包括不公平。」
結果形成兩大陣形, 一方是「人道救援」, 以「無國界醫生組織」和「國際紅十字會」為代表；另一方是「人權主義者」, 以「世界醫生組織」和「歐洲委員會人道援助組織」為代表。
作者以巴勒斯坦的人道救援為例, 為甚麼有大量志願者冒生命危險來救援呢?答案是不滿以色列以強凌弱, 同情巴人而來 (不論那個組織都是。) 事實上巴人並不缺乏醫療人才, 這些救援人員並沒有很多事情可做, 尤其是他們不是醫生, 不能從事直接的醫療救治工作。
早期的人道救援通常以醫生為主, 但慢慢轉變為以精神及心理輔導為主。2000年一位志工說：「從外科醫療行動的角度來說, 我們沒有什麼可做的, 因為巴勒斯坦人現在設備完善, 組織有序。但是…巴勒斯坦人目前的悲觀、沮喪、失望的情緒非常嚴重！」巴人每天都經歷房屋被毀、兒童死亡、市民被槍擊、社區被轟炸…
「世界醫生組織」的宗旨裏面有句話：「治療和見證」。作者說：他們實際上做得更多的是證明, 而不是治療。一位在加沙的心理醫生在日誌中寫道：「我們聽到病人的期望, 他們希望我們能夠證明我們看到的和聽到的事, 很顯然, 巴勒斯坦人感到自己被拋棄、被遺忘了：你們國家的人知道我們正在經歷的一切嗎？」
我們可參考1988年亞美利亞地震後一位精神健康項目負責人的話：「很快, 急救人員沒有什麼事可做了(註：指過了救災的黃金時刻之後)。但是, 依然不斷有人來…這些人基本上都是來尋求傾訴…尋求安慰..這個時候我們當中有人提出：也許我們要找一些精神病科醫生來…」他們需要的不是純粹的醫生。
雖然救援工作以舒解「創傷後遺症」為理由, 但許多精神科醫生不認同這個任務, 他們認為這已不是簡單的精神病治療, 而在是進行人道主義活動, 大家有著不同定位。一位「世界醫生組織」的志工說：「治療精神上的傷疤, 首先要將無法言說的事表達出來, 把遭受到暴行或者可怕的經歷講出來。」
救援人員每天都聽到這樣的故事, 自然觸動情緒, 希望更多人知道這裡發生的事。尤其是他們本就抱著同情的態度來到這裡。救援人員俨然成為了巴人的發言人, 他聆聽巴人所受的痛苦, 給予安慰, 將以色列軍人的暴行搜集, 一透過傳媒公諸於世, 並作為見證人。
「世界醫生組織」勇於站在被壓迫者一方, 但作者沒有將其美化。作者提到, 由於「世界醫生組織」過於介入政治角力, 會妨礙他們的救援工作。一些敵對的政治勢力會拒絕讓救援隊進入災區。此外, 過快及過於熱衷地站在其中一方, 亦有可能造成不盡不實的報道。由於報導保護提供消息人的身份, 讀者基本上對消息的真偽無從判斷。
這對於我們作為一個勞工團體/工傷權益組織又何關係呢？作者以「世界醫生組織」為例, 他們的工作可分為三點：治療、同情、見證。我們是否有相同之處 ?
《創傷的帝國》最後部份討論一個問題：當「創傷後遺症」受政府認可之後, 會面對怎樣的難題呢？
法國是一個殖民地大國, 二次世界大戰後, 法國從殖民地撤退。由於殖民統治下, 殖民地得不到健全的發展, 當宗主國撤退後, 殖民地便陷入內戰、經濟崩潰、饑荒…大量殖民地人民湧入法國。
法國政府覺得有責任收容那些曾為自己工作過及受到當地「叛亂份子」酷刑逼害的人。但大量非法入境者中, 如何甄別那些曾受酷刑？這些人不能遣返, 因為回去會有生命危險。但他們每個人都這樣宣稱。
此時「創傷後遺症」便派上用場。過去, 能證明酷刑的就是肢體上的傷痕。但問題是, 即使申請者有傷痕, 又如何證明不是交通意外而是酷刑造成的呢?
難民進入法國, 可能經歷一段長時間, 很多酷刑的傷痕已癒合；尤其是現代的酷刑, 為了不被揭發, 往往不留痕跡。比如精神虐待、羞辱、強暴、恐嚇…不易從肢體得到證明。
那些孜孜不倦為難民、災難受害者、酷刑迫害者提供心理治療的團體, 過去只屬民間的邊緣份子, 突然受到法國政府垂菁。政府撥款資助這些團體, 要求他們為申請人進行檢查, 看看他們有沒有「創傷後遺症」。
「創傷後遺症」就像考古學一樣。酷刑在身體上留下的痕跡或已消失, 但留在心理上的痕跡說不定仍然可覺。這就需要治療者(精神及心理醫生)抽絲剝繭, 證明現在的心理創傷是與過去的酷刑有直接關係。
但單有心理創傷證明, 也是沒法得到居留的。申請人必須得到「創傷後遺症」証明, 同時又有身體傷痕可證, 那移民局或難民署才會批準居留。
現在治療者面對一個問題。他們本來的職責就是治理那些難民、移民的精神健康, 但現在來的人,只是想拿一封創傷後遺症證明。當證明拿到手後, 大部分人不會接受治療。
第二個問題是, 治療者不在酷刑現場, 為何要由他們來證明申請人說的是事實呢? 而且即使治療者發出了創傷後遺症證明, 如果申請人沒有其他證據譬如身體上的傷痕來証明, 部門也是同樣拒絕申請的。那治療者的證明有什麼用? 移民局基本上是不信任申請者, 也不信任治療者, 覺得申請人不過來做黑工。
其中一個例子是, 移民局致電治療者說, 如果他能為申請人開出創傷後遺症證明, 他就會接見申請者。換言之, 治療者成了把關人, 如果申請人拿不到創傷後遺症證明, 就連見移民局的機會也沒有。所以, 治療者沒有幫到申請者, 只不過在幫移民局删走大批申請者。這種做法, 成為例行公事。
這些也許對我們作為一個勞工團體沒有很大的關係, 但過往我們有許多議員辦事處的時候, 不是同樣有不少市民要求我們撰寫求情信及恩卹安置信嗎? 以至一些社會福利的申請, 如青資, 不是要我們來做推薦嗎? 我們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呢?
法國的精神健康團體幾乎每幾年就開會, 討論是否可以不再擔當政府守門人的角色。他們建議拒絕再向申請人撰寫創傷後遺症證明。他們這樣做不是針對難民及酷刑受害者, 而是認為政府只不過利用他們來阻擋有需要的人進入法國。
不過, 每次會議之後, 他們仍舊向求助者發出證明。眼看政府不斷收窄移民入境條件, 有治療者:我們真的不再寫証明信嗎? 還是幫得一個,幫一個?
面對轉型期的香港, 我們真的不要政府資助嗎？
我們治療所有疾病, 甚至包括不公平… 夏菽 9.3.2024 《創傷的帝國》比較「無國界醫生組織」和「世界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