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隨筆：《最後的思辯》2–社會運動失敗了嗎？

儘管日本社會運動與台灣及香港的處境不同, 但似乎都無礙焦灼不安的觀眾投入戲中, 尋找出路

夏菽

《最後的思辯》結尾部分, 敘述者問了個問題：這場運動是否失敗了？回答者從左翼「全共鬥」立場回顧, 或從右翼「盾會」角度沉思：這五十年呀…。他們表情, 一點也不輕鬆。

三島與「全共鬥」的辯論發生在1969年, 菲林在50年後重見天日 (訪問亦是五十年後進行, 當時的青年, 已七十多歲)。電影公映時, 無論在日本、台灣或香港, 觀眾都嚴肅回應：「社會運動失敗了嗎？」

但電影提出問題的語境, 跟台灣及香港, 甚至法國不同。60年代日本左翼學運激進及暴烈, 如果不是較歐洲68學運過之而無不及, 也至少不遑多讓。

但「68」對歐美不少人士來說, 已成為神聖符號, 在政治、文化各方面影響深遠。但日本自此迴避左翼運動這個話題, 社會運動在70年以後的40年内, 一厥不振。

「全共鬥」遭受挫折, 學運在不斷吵鬧中落幕。部分激進學生苦無出路, 轉為武裝鬥爭, 爆發内部殘殺異見的醜聞。部分走向海外, 與巴解合作, 騎劫飛機, 引起世界關注。便完全脫離了學生運動理想主義的初衷。

電影訪問了社會學家小熊英二, 他不屬「全共鬥」一代, 是晚十年的大學生。他在一篇專訪中說, 到他進入大學的八十年代, 學生都政治冷感。他們不是對現實沒有焦慮, 卻走入音樂、動漫中渲洩。他們對左翼、社會運動失去關注, 覺得社會運動是暴力、破壞、徒勞無功的代名詞。

安藤丈將寫了本書叫《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60年代的思想之路》(英文版2013, 中文版2018） 亦提到, 六十年代學生運動帶有否定自我 (作為特權階級) 的道德主義色彩, 他們視談判是向當權者卑躬屈膝, 他們的抗爭沒有具體目標, 也沒有底線 (電影中的芥正彥是很好例子), 因而進退失據。

不過, 學生運動退場後, 仍有殘存的活躍分子轉向邊緣社群權利, 不再碰觸他們嫌惡的「政治」。因此, 大型社運雖然失去民眾支持, 但環繞日常生活的反抗並沒有停下來。所以安藤丈將堅持, 六十年代的左翼運動沒有失敗。

不過, 替《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中文版寫序的吳叡人指出：「毫無疑問, 這是他為了克服日本進步社運傳統的斷裂, 重新連結60年代與當代做的一次知識上的努力…是對日本新左翼運動一個相當非正統的詮釋, (但)…安藤…未論及新自由主義興起前夜的全球資本主義轉型對新左運動的影響…(只) 將重點置於個別行動者的微觀層次…」

與安藤丈將不同, 小熊英二將社會運動視為日本進入現代及後現代階段的反應。「全共鬥」年代正值日本進入現代社會階段, 大量青年進入大學, 接受現代社會的規訓。大學生不愁出路, 但傳統的價值也令大學生反省, 讀書所為何事？及反思自己相對於平民的特權地位。這也是安藤丈將所謂的否定自己的思想。

但小熊英二提醒大家, 並不是所有大學生都擁抱這種反省。參與社會運動的大學生不過佔百分之五。而且主要由東京大學的激進學生帶動,他們是精英中的精英。由於東大是傳媒報道的焦點, 於是成為全國學生的模仿對象。當運動順利的時候, 這種精神不斷傳揚, 但當運動陷於低潮時, 便極快消散。

70年代日本進入現代階段, 經濟持續發展, 在「一億中流」(中產) 的口號下, 大學生能夠在物質消費中得到滿足。社會運動此情不再。

到2011年, 日本經歷3.11大地震, 核事故, 相隔四十年的社會運動從新出現, 但形態與四十年前完全不同。小熊英二認為, 這反映了日本人對進入後現代社會的焦慮。日本經濟衰退不起, 終身就業一去不返, 「一億中流」成為「下流」, 縱無社會組織發動, 人們透過互聯網從新以個人身分站出來。但人們仍然對左翼、黨派政治, 避之則吉。60年代的夢魘, 仍然揮之不去。

儘管日本社會運動與台灣及香港的處境不同, 但似乎都無礙焦灼不安的觀眾投入戲中, 尋找出路。

究竟社會運動失敗了嗎？也許並不重要。電影中「全共鬥」橋爪大三郎一番話值得心思：「運動無論成功或失敗都有結束的一天, 但結束後, 那些參與運動的人, 還要繼續過活, 社會也持續地運轉。參與運動的結果, 可能會是挫折、失望 , 備受打擊。有些人的人生甚至被打亂, 有些人會認清運動是有極限的, 不再覺得運動很偉大。也有人可能是跳脫出這些運動, 尋找到人生中的其他方向….但是必須去記住曾經發生的事…如果你活了下來, 且必然會面臨失敗, 那就應該去思考失敗之後該做些甚麼…」

儘管日本社會運動與台灣及香港的處境不同, 但似乎都無礙焦灼不安的觀眾投入戲中, 尋找出路 夏菽 《最後的思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