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隨筆：誰被李香蘭感動 (六)：故鄉，只在遙遠的地方
原本以為是回歸溫暖的故鄉, 回到後卻發現已被遺棄。戰後日本人急於與戰前的軍國主義切割, 「引揚者」發現, 自己早已與污水一起被潑出去, 成為發動戰爭的代罪焦羊。他們許多人難以投入充滿奇異目光的戰後社會, 他們反而回憶起戰前在中國或滿洲的童年時光….
夏菽 (20.2.2022）
李香蘭在1946年被遣返後的遭遇, 包括被日本關員送到美國軍官面前要求獻唱, 不斷被懷疑為間諜…都可放在時代的背景來理解。
戰後, 總共有近七百萬名日本人, 以戰敗者身份遣返回國, 平民及軍人各半, 機乎達到當時日本人口的十分之一。
戰前, 日本帝國向外擴張, 加上土本經濟不景, 政府鼓勵大批日人移居大陸 (尤其是滿洲)、台灣、朝鮮、庫頁島及太平洋諸島, 當中有大企業職員、公務員、農民、軍隊, 及他們家人。李香蘭是父母親一代移居滿洲, 李香蘭在滿洲出生。
移民中不乏相信日本有肩負啟蒙及扶持亞洲諸國責任, 懷著理想、自我犧牲精神的知識份子及青年。像李香蘭父親、川喜多長政父親、岩崎昶等, 都是這類理想主義者。現在一切幻滅, 或埋骨中國, 或等待遣返。
日本投降, 美國佔領, 經濟崩潰, 生活艱難, 政府無力妥善處理大量回歸者。更令回歸者始料不及是, 本土日本人視他們為「異類」。在美國主導下, 日本朝西方民主社會模式重建, 被貫輸一套價值, 將戰前日本的政策皆描述為邪惡的軍國主義。
在統治下, 日本人急於重塑和平形象, 解釋發動戰爭只是少撮不負責任者行為, 而非日本民族所為。對戰爭的苦難記憶, 則呈現為日本是原爆及盟軍狂炸下的被害者。
對帝國海外回來的遣返者, 一些本土日本人說, 如果不是你們發動侵略, 如果不是你們濫用暴力, 日本何致今日！
向發動戰爭的政客及軍官說這種話還有一定道理, 但這種觀念卻不公平地落在遣返者身上。但令遣返者更為心碎的, 還不止這些。
戰前, 始自日俄、日清戰爭時期, 冒險前往滿洲的都是桀驁不馴或有理想的冒險者, 當時被歌頌為英雄。現在, 時移世易, 這批回來的人被視為性格異常的不合群者, 被界定為日本隱患。認為這批人身在荒野、被迫在戰爭中野蠻地生存下來, 已沒多少日本人的文化及教養。
本土日本人不是要拒絕這批回歸者, 他們值得同情, 但要再教育, 並時時加以警剔。
日本政府為這批回歸者打造了新的身份：「引揚者。」回歸者必須帶著寫著「引揚者」的証明, 才能得到政府各類安排。那時, 回歸者多一貧如洗, 吃飯也成問題, 極需政府援助。他們無法不接受這個身份。
一位回歸者回憶從滿洲國回來後：堂哥總是叫我們「引揚者」, 彷彿我們是另一個種族, 不是「真正的」日本人。第一次聽到「引揚者」是抵達日本佐世保港的時候, 歡迎我們的人說：歡迎回家, 我的「引揚者」同胞。而不是說, 我的日本同胞。
第一批回國的「引揚者」是美國受降區的日本人, 他們很快被遣返回國, 對他們的負評, 還處起步點。有一種觀點認為, 即使遣返者看似健康, 事實上已經染疫, 遣返者有抗體不會有事, 但會傳染給日本人, 所以要做大量隔離、噴射DDT、強迫洗澡。「引揚者」回到祖國, 感覺仍是戰俘。
困在中國東北 (滿洲國) 的日本人更加淒涼, 因為蘇聯對日宣戰攻入東北, 那裡的日本人折騰了超過一年才回到日本, 主要是婦女及兒童, 因男人早都被日本軍方徵召入伍上前線。這批婦女及兒童在蘇聯撤兵後, 由中國政府安排回國。
向蘇聯投降的日本人數量最多。據說蘇聯軍人經常侵犯這些婦女, 當這批人回到日本, 遭遇極大困難。
本土日本人認為這批婦女已喪失貞操、感染性病、子女或腹中塊肉不是純種日本人。有些婦女在滿洲與夫失散, 回國後發現丈夫失踪或身故, 或丈夫已另娶, 有些與家人不和, 或離婚, 或出走, 或自殺, 不想成為別人負累。生存下來的, 很難結婚, 備受歧視。
滿洲另有幾拾萬人被蘇聯俘虜, 被送往西伯利亞勞改營, 大部份是軍人, 幾年後陸續遣返, 有十萬人死在那裡。
當他們歷盡千辛萬苦回到日本, 日美政府與共產主義關係緊張, 開始鎮壓日本的左派及工人運動, 他們發現一些蘇聯回歸的人信奉了馬克思主義, 便嚴密監控這批被譽為「紅色引揚者」, 認為他們是間諜, 許多企業不會聘用他們, 他們落在社會的邊緣。
一般民眾亦視「引揚者」為競爭者。譬如當局設立收容所安置「引揚者」時, 當地人常起來抗議, 事實上戰後物資非常短缺, 本地人生活亦艱苦；而「引揚者」在走投無路時, 容易鋌而走險, 與本地人磨擦。
原本以為是回歸溫暖的故鄉, 回到後卻發現已被遺棄。戰後日本人急於與戰前的軍國主義切割, 「引揚者」發現, 自己早已與污水一起被潑出去, 成為發動戰爭的代罪羔羊。他們許多人難以投入充滿奇異目光的戰後社會, 他們反而回憶起戰前在中國或滿洲的童年時光….
有研究者指, 戰爭中被性侵的婦女, 在經過表述自己的經驗後, 壓力會得到緩解 (像南韓慰安婦), 但日本是集體沉默。因為在日本, 被性侵者說出來也沒有用, 情況可能更壞, 因為沒有人會同情你。
研究者認為, 公衆沉默的原因複雜, 如果把問題說出來, 便有人會問, 是誰不負責任把日本移民 (尤其是農民) 留在危險的滿洲鄉間, 軍人及大企業人員卻安排撤走？日本僑民在荒野中逃亡時, 軍隊去了那裡？是誰把橋樑炸了, 令僑民前無去路？是誰遺下他們, 讓他們受蘇聯人犯侵？政府卻默不作聲…
戰後美國政府嚴格限制日本傳媒對帝國時代的回憶；日本右翼政客則認為這些話語對日本帝國不敬 (許多在戰後重掌權力的政客當年在滿洲國位尊權重, 譬如岸信介, 其後三代都出任日本首相), 而左翼政客則認為這些抱怨是對共產主義的有意中傷。大家都沉默。
大概到了六十年代, 言論限制放寬後, 「遣返者」的題材才在文學及影視中出現。一些對戰爭的反省陸續出來, 像安部公房的《沙丘之女》、大島渚的《儀式》、村上春樹的《發條鳥年代記》。
在回憶錄中李香蘭寫道：
自懂事起, 我便置身於戰爭當中, 被國與國、人與人相互廝殺的現實所包圍….人生中的每條道路都由不得自己選擇。待到察覺時, 已被夾在互相爭鬩的母國中國和祖國日本中間…被生生撕裂…山口淑子、李香蘭、潘淑華、山口雪莉、野口淑子、大鷹淑子、加米拉– 對我而言, 名字的屢次更改不僅反映人生的轉變, 更意味著一個無法擺脫的烙印, 那便是我傾盡一生也無法戰勝的「時代」…
2004年, 李香蘭在報章撰寫回憶錄, 大量讀者寄信給她。李香蘭說： 那些信的內容, 並非影迷所寫的崇拜之詞, 而俱為諸如「我當時正在中國…」、「影片中的場景和你的歌聲令我想起了當年往事…」
也許, 這些人都像李香蘭, 有兩個故鄉, 一個是疏離的, 而另一個, 刻骨銘心、難以忘懷, 在很遙遠的地方…
本文資料引自
李香蘭：《此生名為李香蘭》(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2)
華樂瑞 (Lori Watt) ：《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新北市：遠足文化, 2018)
原本以為是回歸溫暖的故鄉, 回到後卻發現已被遺棄。戰後日本人急於與戰前的軍國主義切割, 「引揚者」發現, 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