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討論：「入世佛教」與「出世佛教」

《雜阿含經》中佛陀說：「我不與世間爭，世間與我諍…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世間智者言無，我亦言無…」。如果出家人「不與世間諍」，那還有沒有「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 呢？我不知道，但我很想知道

夏菽  2.3.2021

一、邪惡的佈施

Amode Lele在 “The Compassionate Gift of Vice: Santideva on Gifts, Altruism, and Poverty”＜慈悲的邪惡施贈：寂天對佈施、利他主義與貧窮的看法＞中認為：佛教徒慈悲為懷，應當為貧者滅貧，為社會不義出聲，尤其傳統的大乘佛教，一向強調菩薩精神，自稱「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非常重視拯救與佈施 (包括不怕付出生命的犧牲精神) 。從這角度看，為弱勢謀幸福，為公平而推動民主的社會運動及政治活動，理應是佛教徒應有之義。但Amode Lele卻提出不同看法。

他在大乘佛教的菩薩學說裏，引用八世紀初印度僧人寂天所著的《入菩薩行論》及相關著作為例，指寂天引用許多佛陀佈施的例子說明菩薩之義。這些故事，常為當代「入世佛教」引用，以証明「入世佛教」源出傳統佛教精神。

作者提出，寂天雖然在著作中指出菩薩以濟世作為成佛的修煉，對貧者行佈施，但寂天在說完這些話後，又在不遠的段落提到，擁有金錢財富等物質，會阻礙成佛的修煉，因擁有物資令人執著，而貧窮、痛苦卻可視作一種修煉途徑。

那麼，究竟寂天想那些接受施予的可憐貧者成佛？還是繼續沉淪呢？

作者說，有些「入世佛教徒」認為為物資的匱乏令資質低下的人容易產生邪惡念頭，所以菩薩會先向他們佈施，後向他們說法。《楞嚴經》也說：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

作者以佛經故事作例，指依佛教的看法，物資匱乏不是人類沉淪的主要原因。譬如好些佛經都說，由於國王德行不好，產生飢荒，人們互相爭奪，道德淪喪。及後明君出現，人民生活改善，卻仍耽於逸樂，於是災荒再來。因此貪婪與道德淪喪才是失序的真正原因。

那寂天為何還要強調向有需要的人佈施？文章舉了一些有趣例子。寂天說佈施的東西可包括酒、武器和性，只要有需要的話。

出家人不是勸人保持頭腦冷靜，心境平和？不是說尊重生命，不能殺生？不是說禁慾？寂天還讚賞出家人為傳教而賣淫。作者說，正是這些似是而非的觀點，才表現了寂天的看法。

作者說，佛教，尤期是大乘佛教很強調「方便說法」、「應機說法」，就是向不同對象，以不同技巧說法的意思。這些「善巧」是菩薩訓練的「必修科」，《入菩薩行論》便大幅討論這些訓練，它不是純「技巧」訓練，還包括心態、意志的把握，譬如說菩薩會否學懂了這些善巧而變得自滿，看不起眾生；會否沉迷於佈施，結果將目的與手段本末倒置。

文章認為，寂天所說的佈施，重點不在施贈的物件或服務 (無論那是食物、酒、武器或性)，而是一種善巧。菩薩首先得到對象接受，才能向他說法。這種善巧的施贈行為起了如下作用：接受者從施予者身上看到佛教的無私精神，願意接近菩薩。不過更為重要是，那是菩薩的修行，是「慈悲」、「無我」的表現。

作者認為，那些認同寂天行佈施主張的現代「入世佛教徒」誤會了寂天，甚至誤會了的佛教佈施觀念。那種人道主義救濟，同胞物予觀念，其實源自現代社會。

二、傳統佛教不入世

Disengaged Buddhism一詞是作者Amode Lele刻意創造的，以討論佛教與社會運動及政治的關係。Amode Lele論辯的對象是「入世佛教」，尤其是西方的「入世佛教」。

他不同意一些「入世佛教」的代表人物，如一行禪師、達賴賴嘛有意無意表示佛教從來都是入世的 (包括踴躍參與社會運動及政治運動)，甚至有些人宣稱，不這樣便不算佛教徒。Amode Lele對此表示反對。

Amode Lele以王權作為例子。佛教傳統有「轉輪王」說法，指那些有道德，護持佛法的偉大君主，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便是例子。作者說現代的「入世佛教徒」常引古代僧人向「轉輪王」說法事跡，以証明佛教與政治的密切關係。但Amode Lele注意到，僧人向君主提出的建議是相當驚人的，如勸說君主放棄王位。在僧人眼中，如果王權並非不重要，那一定有些東西比王權/政治更加重要，以至王位及政治均可以放棄。

佛教徒耳熟能詳有關釋尊出世的故事便是一例。當時巫師向䆁尊的父王說，你兒子長大後，若不成為一個「轉輪王」，也會成為一個偉大的精神導師。䆁尊父親高興極了，立志教育釋尊成為一個「轉輪王」，可是䆁尊對做君主毫無興趣，最後離家出走，成為出家人。作者問，若果「轉輪王」(或介入政治) 可以幫助許多貧苦的人，為何佛教主張放棄？

作者提到一個佛經故事，盜賊橫行，國王用嚴刑峻法恢復秩序，人民得再過穩定生活。但神經兮兮的王子憂心仲仲，因為在他眼中，賊人固然犯罪，但殺了許多賊人的國王 (他的父親) ，同樣犯了罪，來生必受報應。在另一個故事中，神仙說可將一個人變成國王。這人問神仙：成為國王我會長壽嗎？我會沒有病嗎？我不再苦嗎？神仙回答不會。於是這人決定出家，因為做國王所得到的都是空的。

作者也提到，一些經書勸誡出家人不要討論社會問題，不要月旦國王、大臣、戰爭，或議論一群人與另一群人的關係，因這樣對修煉無益。寂天勸導出家人，學習法律與政治對成佛並無幫助。

對許多人來說，一方面強調慈悲與拯救，但另方面又避免介入社會運動是很矛盾的做法。但作者說，關鍵是佛教不認為苦來自物質匱乏，它是來自人的心理狀況，譬如四大皆空的修行者不會覺得苦，腰纏萬貫者一樣覺得自己匱乏。而且，對於佛教徒來說，有些遭遇，如生老病死，是無法逃避的，問題只在能否欣然面對。

我建議讀者不宜將Amode Lele視為一個「出世」的佛教徒，甚至認為他缺乏慈悲心，他只在証明，傳統佛教存在許多「出世」觀點，並不如現代西方的「入世佛教徒」所說的一元。

Amode Lele引用另一位學者T.F.Yarnall的觀點，將「入世佛教」分為兩類，一類是「傳統主義」，認為佛教誕生以來都是主張入世的。Amode Lele便用了不少篇幅反駁這種觀點，論証傳統佛教在此問題上是多元、擁有大量的「出世」主張。另一種是「現代主義」，它認為傳統佛教主要是「出世」的，直至現代西方社會來臨，佛教為求生存，才不得不走入社會/入世。

對這兩種「入世佛教」觀點，Amode Lele都有不同意之處，認為無論「傳統主義」也好，「現代主義」也好，都將佛教的「出世」部份略而不談，彷彿這部分在佛教中毫無意義。這樣，構成佛教基礎許多有價值的討論將會失去。

對於「現代主義」，作者更認為是源於一種西方人的「東方主義」角度。現代早期的西方學者，一直認為「東方」是懶散、個人主義，公民社會欠發達的地方。「出世佛教」便成為「東方」的表徵。

我覺得Amode Lele並未否定「入世佛教」的價值；相反，他提供了一個視覺，讓我們更好地反思「入世佛教」的意義。

三、迴向東方

如果說一行禪師、達賴賴嘛是Amode Lele筆下的「傳統主義者」，強調打從佛教誕生開始便「入世」的話，Paula Green就屬「現代主義者」了。文章中Paula Green分析了東西方佛教的不同，及西方「入世佛教」如何迴向東方。見Paula Green, “Engaged Buddhism East and West: Encounters with the Visions, Vitality, and Values of an Emerging Practice”＜東西方入世佛教，在願景、活力與價值交流下產生的新興實踐＞。

據作者的分析，東方即亞洲佛教強調個人修煉，僧團很少介入政治，大多受王權庇護，協助王權推動教化事業。西方殖民主義打破寧靜，王權被推翻或削弱，僧團被邊緣化，傳統社會被西化改造，激起民間反抗。在民間有威望的僧人往往被推舉為社區領袖，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重要支柱。當殖民者被趕走，民族國家建立，僧團便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僧團慢慢與國家 (有時是獨裁者) 重建庇護與被庇護的關係。有些並開始針對佛教以外的族群 (如現在緬甸部分佛教徒針對羅興亞人) 。

但也有一些曾在西方學習或流亡的僧人及學者，將西方社會的人權、民主、社會福利融入佛教，並帶回本國，成為一股新興現象。像復興印度佛教的安貝德卡爾 (Ambedkar)，曾留學英美。他並非出身佛教家庭，而是在研究不同宗教後選擇了佛教，深信佛教能成為他「賤民解放運勳」的精神支柱。

安貝德卡爾受一些佛教徒非議，指安貝德卡爾的佛教不重視讀經，不重視儀式，也不重視打坐，佛教教義極其簡化，被質疑無法讓追隨者獲得平靜和智慧。反之，安貝德卡爾對當前印度的政治、經濟及社會不平等現象作嚴厲批評。看來，「現代主義」的「入世佛教」受西方社會運動價值的影響，並不亞於他們的佛學修煉。

Paula Green認為是雙得益彰。西方從事社會改革的佛教徒，回流亞洲本地，帶來關心社會、改革社會的經驗，改變了僧團的形態。而 (傳統) 佛教則教曉西方如何認識人的心智，及掌握問題的方法 (像「緣起法」擅長分析部分與整體的因果關係)。

又如佛教有「三毒」說法，貪、嗔、痴是三種令人沉淪於生死輪㢠的惡習，貪通常是指貪名、貪利、貪享受，落實在行為上，則是希望得到認同、想控制他人、想得到愛，全部均源於對自我的執著，「入世佛教徒」更指出貪常以愛國主義、民族尊嚴作偽裝，必須警惕。而不殺生的戒規，在「入世佛教徒」手中，也可擴展為反戰、反國防預算、反武器生產、反死刑、反對在媒介上宣揚暴力。而不偷盜，亦已擴展為反過度開採、反新殖民主義、支持公平分配等。在互聯網年代，不妄語則成為關注語言暴力，重視不同價值的對話與尊重。

《雜阿含經》中佛陀說：「我不與世間爭，世間與我諍…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世間智者言無，我亦言無…」。如果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