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討論：中日佛教恩怨，還有香港….

我的結語有兩點，一，維護歷史的眾聲喧嘩，抗拒任何無論是民族主義也好，本土主義也好的單線敘事。二，不應簡單抹殺「佛聯會」當年的作用，應放在具體處境中判斷

夏菽    14.12.2020

看罷友人的 ＜怨懟即報恩：香港政權97轉移前後的佛教政治＞，及再傳來Bill M Mak的文章：＜宇津木二秀在香港日治時期的事蹟＞( “The Career of Utsuki Nisho 宇津木二秀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1941-1945)”)，有一些感想。

對我等不熟香港佛教歷史之人，自然非常好奇，原來今日作為中央政府「護法」的「香港佛教聯合會」，戰後與美國中央情報局關係非常密切，這甚至是東南亞公開的秘密。譬如後來大名鼎鼎「參與式佛教」 (Enaged Buddhism) 代表人物，泰國的佛使比丘 (Buddhadasa) 在冷戰時代便同樣收受美國資助。

更加赫然是，「香港佛教聯合會」(下稱「佛聯會」) 在1942年成立時的推手，是日治時期「亦僧亦諜」，隸屬日本西本願寺 (屬淨土真宗)，與軍方關係密切的宇津木二秀。今日，香港佛教界對此段歷史諱莫如深。

其實，想深一層，沒甚麼值得奇怪，這才是香港歷史。沒有這些 (包括「佛聯會」今日對中央政府的態度) ，香港就不是香港。自有被歷史記載以來，香港就是在不同權力間尋找生存之道。歷史學家杜贊奇 (Duara)曾說，現當代的中國歷史撰寫者，慣常把複雜多聲的歷史修整成一部部 「單線」的民族主義論述。他提出要「從民族主義中挽救歷史出來」。

看完Mak的文章，再上網搜尋宇津木二秀資料。看見翁靜晶在「佛門警訊」有文章「揭露」「佛聯會」這段不光彩往事。我想，翁未必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用意應不在捉「漢奸」吧，而是旨在批評「佛聯會」阿附權貴，左右逢源嗎？。但原由何在？

研究滿洲國的杜贊奇有一本著作叫《主權與真實性：滿洲國與東亞現代進程》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而另一位學者山室信一的《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一書，則說當年一些日本人（包括社會主義者、農業合作社運動份子）懷著逃避日本軍國主義監控而移居滿洲，夢想建立民族共融的新天新地，結果一一幻滅。當時，日本曾大力投資滿洲國，使成為亞洲最現代化的「國家」，以炫耀「大東亞共榮圈」的可行。

杜贊奇後來寫了一篇有關日治時期香港的文章，叫＜香港與東亞新帝國主義，1941-1966＞，延續《主權與真實性：滿洲國與東亞現代進程》的觀點，不過舞台搬到香港。杜贊奇說，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大量在滿洲國服役的軍政人員被派往新的佔領地，將日本在滿洲國的實驗帶到亞洲各處，包括香港 (譬如日治時期的港督磯谷廉介便曾任關東軍參謀長)。

日本佔領香港後，將各種民間組織統合起來 (像在滿洲國所做的一樣)，並進行地方行政改革，建立起18個局 (這個劃分沿用至今天)，由華人出任主席，進行「地方自治」，這都是英國人在香港時所未有的。日本宣揚「大東亞共榮圈」，宣稱幫助亞洲人從白人的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結果，香港「光復」後，英國人回來發現面對一個民族主義高漲並充滿敵意的香港，於是港英殖民地政府便沿用日治時期的模式進行統治，直至1997。

我們一向認為，這種間接的管治模式是英國的「偉大」發明，杜贊奇認為來自日本，更具體是來自滿洲國。

回到Mak的文章，他認為宇津木二秀的「貢獻」，是透過「佛聯會」的建立，將香港佛教，從與民眾隔絕的出世態度，慢慢拉回轉向社會。在日治時期，少數本地佛教組織模仿日本同行開始辦學、開醫院及舉辦慈善事業。套用杜贊奇用在滿洲國的術語，香港佛教經歷了一次「現代化」進程。

但為何漢傳佛教在歷史上總依附政權，要不然就像不吃人間煙火似，避居山林？要靠與日本合作而經歷現代化？究竟是漢傳佛教不重視世俗，因而喪失對俗世的價值及熱情？還是因為「東方」未經現代化，政教未分，信仰仍牢牢控制在政權手中？

有關「佛聯會」在日治時期，殖民地時期，及回歸後，分別與日諜，美國中央情報局，及中聯辦關係密切的這種「飄忽」立場 (或是依附政權的一貫立場？)，我看了—些近代日本如何籍佛教滲透中國的故事。但我的疑問是，日本佛教又為何這樣做？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出現兩種潮流，—是西方的科學及理性主義傳入，二是日本人覺得自己必須團結以抗拒西方的侵略。結果之—是佛教等傳統宗教受維新政府打壓，幾千寺院關閉，大量僧侶被迫入伍或還俗。結果二是神道教被國家整編，再被抬昇為全國人民愛國愛君的國家儀式 (維新政府宣稱神道已非宗教)。於是佛教徒急謀改革，紛紛表態支持政府 (包括其擴張政策)，以換取生存空間。當中最重要是表態愛國，跟現在差不多。

但不能忽略，在辛亥革命時，確有不少日本人支持中國革命，當時的想法是日本必須與中國結盟 (並領導中國)，才有能力對付西方。但辛亥革命後，中國陷入軍閥內戰，一些原本支持中國改革的日本人開始覺得中國人無力自救，不如由日本強行介入指導中國好，覺得中國或遲或早會被列強瓜分。像提出「唐宋變革論」的中國通，內藤湖南便是一例。

這種對中國的複雜感情，也可以用發動瀋陽事變 (9.18事變) 的關東軍軍官石原莞爾為例，他贊成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以阻擋蘇聯南下，卻反對日本入侵中國本部，他認為世界大戰將在日本與蘇聯及美國之間爆發。結果「蘆溝橋事件」後，被調回國，軟禁。不少日本人都有這種情意結 (譬如戰後主張向中共學習的竹內好)。

日本佛教改革的另—個方向，是學習西方知識，所以今天的日本佛學研究有很強很嚴緊的學風，這種風氣，亦直接影響到中國 (尤其是今日的台灣)，其後在中國佛教界推動改革的楊文會，歐陽漸，熊十力及太虛，或更早期的章太炎，梁啟超，譚嗣同等，無不受影響。日本佛學對中國的影響還有兩點，—是佛教應入世，小至扶貧濟世，大至國家民族出路，佛教都不應袖手旁觀。二是唯識在近代中國復興，也是借日本之力。(但這些在大陸上都失敗了)

不過有一點值得思考，日本佛教四出與海外佛教結盟，除了是配合政府的擴張政策外，還有沒有為自己建立國際戰線，為佛教在日本，甚至亜洲謀復興的企圖呢？他們剛受政府打壓完。我看過一個例子，—個「間諜僧」到蘇聯海參威開道堂傳教，同時也為軍方收集情報 (日本派出很多這様的「間諜僧」到亜洲各地，他們很多都是認真的僧人及佛教學者)，但後來僧人太投入了，只顧傳教，不肯再做間諜，要軍方派人跟進 (有點像電影「現代啟示録」的情節)。

另一個例子是日本右翼民間宗教大本教，它多次為日本政府所禁，於是大本教在政府內的人，乃藉東京大地震的機會，邀請中國民間宗教「紅卍字會」到日本震災 (不同紅十字會，紅卍字會主張佛道儒耶天主教五教合一，並主力興辦社會救濟，其宗旨是跨越種族國家、一視同人。成分主要為商人、官員與知識分子)，以証明民間宗教有益日本。

我的結語有兩點，一，維護歷史的眾聲喧嘩，抗拒任何無論是民族主義也好，本土主義也好的單線敘事。二，不應簡單抹殺「佛聯會」當年的作用，應放在具體處境中判斷。

且多舉一個例子。戰後香港佛教復興，主要靠南來僧人，其中一個主要成分來自東北 (滿洲國) ，倓虛法師是重要人物，他來港後創立了華南學佛院，不特復興了天台宗，他的弟子據說其後分佈在香港一半的主要寺院內。倓虛法師在國內已享負盛名，抗日戰爭前，他受一些官員贊助，在東北洋人勢力圈內建築中國式寺院，傳揚天台教義，以抗衡西方勢力對本地人的影響，所以有人稱他是愛國者。其後日本人來了，建立滿洲國，他的弟子與日本人「合作」，有人開始稱他為「通敵者」(亦有說他保護過抗日分子)。但倓虛在自傳中卻自稱「政治中立」，只一心宏揚佛教。(見James Carter, “Buddh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anchuria”)

我的結語有兩點，一，維護歷史的眾聲喧嘩，抗拒任何無論是民族主義也好，本土主義也好的單線敘事。二，不應簡單抹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