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勞工：零散工與排外政治
Precariat是零散工，少加入工會；許多沒有投票權，政客不重視；難融入社區，本地人視他們為外人。致命的是，Precariat自己也政治冷感。Precariat長期處於生活與就業不穩定，今日唔知聽日事狀態，爭取勞工權益或社會改革對他們太遙遠飄渺，寧爭取即時到位的利益，結果成為玩弄民粹主義政客工具(如寧派糖不要社會改革)
夏菽 15.2.2015
自由主義變局
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作者Standing說，Precariat出自八十年代法國社會學家對臨時工的描述，並慢慢用來指稱失業者、在職貧窮及被排斥者。Precariat近似九十年代香港學者提出的「邊緣勞工」，及本文使用的「零散工」概念。八十年代末，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是Precariat大量出現的背境。
工業化曾給予工人長期而固定的工作及收入，成為工人的生存模式。但伴隨資本主義危機加劇，工業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將生產外移(香港工業化「受惠」於此次轉移)，及九十年代全球競爭激烈，企業為減低成本，轉向彈性生產。就業零散化遂成為社會底層就業的主流模式(香港在97金融危機後悪化)。本來只屬家庭主婦、新移民的零散工作，慢慢擴散至青年、被淘汰的製造業工人、白領及專業人士身上。
哈維(Harvey) 曾在《新自由主義史》中將「新自由主義」形容為資本家的復仇。資本家為拿回在經濟危機的損失，聯合起來迫令政府削勞工保障、壓低社會福利。在這情況下，社會兩極分化，貧者跨代貧窮，中產下流。社會共識撕裂，極右排外捲土重來。
傅蘭尼(Polanyi) 分析兩次大戰間極右思想時指，對「自律性市場」的迷信，是法西斯主義興起的主因。政府(及人民) 坐失調控危機的機會(因迷信市場能自我調節)，任由社會及經濟悪化，法西斯主義者才能以極端(極權)手段獲得民眾支持。傳統的自由主義政黨迷信市場自我調節，故無所作為，被對手指責為官僚主義及官商勾結；市民轉支持反議會、反民主，同時也反大財團的極右派。在他們煽動下，將移民(外敵)及猶太人(內奸) 找來作替罪羔羊。
傅蘭尼《巨變》寫於1944年，Standing的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 (2011)則沿著這個思路，探討今日極右排外再次出現原因。與傅蘭尼不同的是，Standing把問題連結到Precariat無法形成一個自在與自為階級的討論上。
Precariat的精神狀態
Standing指，極右思想抬頭，反映社會存在巨大不滿及對主流政治的失望。主流政黨(無論是中左或中右) 近年在選舉上失票(主要因不少人政治冷感，投票率低)，但極右一枝獨秀(像法國、意大利、希腊，甚至美國都出現此現象)。極右的技倆是利用群眾的恐懼心理。
中左政黨日益失去工人階級的一向支持，不少工人 (及小商人) 轉投極右，認為中左政黨不體恤他們苦況，只有極右政黨仗義執言，敢批評政府及企業腐敗、勾結；批評新移民及外勞搶飯碗、破壞治安、入侵本土文化；福利養懶人等。
Precariat (主要由零散工、失業者、新移民、外勞、領取救濟者所組成)卻無法組成一個階級加以反抗：他們被說成是社會負累，無力辯解。Standing說Precariat確實容易「犯法」，被污名化。因政府日益收緊領福利資格，很多基層容易跌入「犯法陷阱」 (如呃綜援、呃各類津貼) 。
Precariat是零散工，少加入工會；許多沒有投票權，政客不重視；難融入社區，本地人視他們為外人。致命的是，Precariat自己也政治冷感。Precariat長期處於生活與就業不穩定，今日唔知聽日事狀態，爭取勞工權益或社會改革對他們太遙遠飄渺，寧爭取即時到位的利益，結果成為玩弄民粹主義政客工具(如寧派糖不要社會改革)。
本土的Precariat也同樣將不滿發洩到新移民及外工身上。Standing舉日本作例，日本經濟不景，失業率高，青年感到沒有出路，不少自閉家中，發展出大量網絡群組，當中一些常以快閃方式，組織反外勞及反移民的行動。
零散工：一個尚未形成的階級？
樂觀、充滿自信的工人階級，是中左政黨一向的基石。在「新自由主義」彈性就業威脅下，工人已喪失自信；而零散工，又無法展現出集體力量。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 (Hobsbawm) 曾將工人階級形成前的農民及工匠反抗形容為「原始叛亂」。Standing借此指出零散工運動方向，他們是一個「尚未形成」(而期望終有一日可以形成)的階級。
法國社會學家高茲(Gorz) 在八十年代初曾提出「非工人非階級」理念指稱零散工。高茲主張降低工時，設立基本工資保障，讓每個人都騰出時間，選擇義務投身非牟利社區互助活動。高茲在「非工人非階級」身上得到啓發。事實上，今天我們在香港社區團體看到的活躍成員，不少都是婦女、退休人士或零散工；反之，越來越少是工時越來越長的工友。
高茲可能過於樂觀。他主張工會運動與社區運動互相配合，工會運動監管生產，社區運動監管消費。而社區還可透過非牟利及互助的生產活動，抗衡消費主義生產，從而邁向民主的社會主義。Standing是悲觀的，儘管他期待Precariat有朝可成為一個階級，發揮積極作用；但縱觀全書，他確實未能提出一個有說服力的方法。不過，Standing有一點是重要的，就是當工人階級失去信心後，極右政客便可透過民粹主義，動員對前景焦慮的市民(包括工人)，拿Precariat開刀(尤其當中的外工、新移民、綜援領取者) ，而後者卻處於無力反抗狀態。Standing提出，Precariat其實是一種生存狀態而非單單指某一群人，在「新自由主義」彈性生產下，任何人(包括今日的中產) 都隨時會跌進Precariat狀態。
就業零散化…工人階級的迷惘…排外右翼民粹…今天，在我們香港已不陌生。
Precariat是零散工，少加入工會；許多沒有投票權，政客不重視；難融入社區，本地人視他們為外人。致命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