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勞工：記亞洲精工錶廠罷工二、三事

1986年的一天，兩個女工來「街工」找梁耀忠，其中一個自稱「新青學社」學生，說梁耀忠是她導師。時「新青學社」已結束，梁耀忠亦記不起學生的印象。這件偶然事件，最後以36名工人被解僱，200名女工佔領工廠13日告終。在香港工運史上，是一次奇幻之旅。那年，我剛讀完書，對工運目不識丁。甫上工，就上了人生寶貴一課

夏菽  7.3.2015

火紅的餘温

荃灣的「新青學社」，是由一班左翼青年開設的工人夜校(補習社)。那時，政府沒有免費中學，青年十六、七歲到工廠打工。有了零用錢，遺憾沒唸過中學，便到補習社進修。

這情况很普遍。香港導演方育平曾拍過電影《半邊人》，描述賣魚少女工餘學演話劇(演台灣作家陳映真作品)的故事。

無獨有偶，「新青學社」也排演過陳映真話劇。學社負責人，除梁耀忠後來當上議員廣為人知外，另一個是劉山青。他因為支持中國民主運動，1981-1991年在大陸坐監。所以「新青學社」後期的事與他無關。

學社除教授中英數，還教工人分析社會，認識權益。課餘活動是支援社會運動，如保釣、金禧等。學社在1985年結束，一些成員包括梁耀忠等成立了「街工」。

工業騰飛下的青春

女工問了兩個問題：工人可否投訴公司差別待遇？怎樣可獲遣散費賠償？

這兩個問題看似簡單，背後埋藏了複雜的故事。

女工在日資電子錶廠工作，300工人大部分是女工。近月，公司與另一工廠合併的傳聞不絕於耳，但不見公佈。生產線女工開始發現，組長、科文突然都穿金帶銀，爭相比拼，但一見到女工就收聲，急步走開。

女工將兩件事聯系起來，覺得定是公司合併前後，給了管理層遣散費，但生產線女工則沒有。女工派代表向經理查詢，只得侮辱答覆：公司有錢，喜歡給誰就給誰，你們是低級工人，無權發問！

作為勞工幹事，面對女工的詢問，該如何回答？很同情地說：可惜哦，法例還沒有這樣保障。再踩政府幾腳甩身：法例是幫資本家的，你知道的。跟著開門送客？

我們沒有這樣。我們對工友說：沒有力量，就不能成事。幾天後再開會，能約多些工友來麼？

結果，多了幾個工友；再一次，多十幾個。幾次之後，地方不夠用，要借附近教堂(對，就是現在碼頭工友開會的地方) 。

百多個工友選代表，要求公司澄清「神秘金」，並一視同仁。

工潮，這樣就開始了。

尊嚴何價

選舉浮現一批能幹的代表。當中幾個，來自元朗八鄉，她們在女工中有強大的網絡和威信。

她們不是最初來找我們的那批。用她們說法，女工分為兩類，一類住城，是「飛女」，喜歡玩，不加班，做事不夠認真。而她們來自農村，盡心盡力。她們說，住城的年資不長，兩三年就跳糟；她們一做，就十年八載。

現在，她們憤怒了。她們一直自豪對公司的貢獻，但到頭來發現，公司並不這樣看。

當然，並不只有農村女工才憤怒。工潮爆發，是累積了巨大能量。記得罷工爆發後，首席勞工事務主任周東山介入調停。周向在場的工友詢問有甚麼不滿。一個女工哭著說、接著第二個、第三個…在場百多個女工都哭了。我強忍淚水。

日資廠多用高壓管理，嚴格控制生產速度，包括食飯上厠的時間。更加嚴重是，男性管理層不尊重女性。每年，表現傑出的工友都送往日本受訓，本來是極光彩的事。但不少女工回來後都投訴被毛手毛腳。

現在在台灣中央研究院任職的丘延亮，當時是芝加哥大學博士候選人，他來香港做研究，結果亞洲精工工潮成為他的研究素材。幾百頁論文，逐日記下工潮經過、傳媒報導，訪問上百人。後來他將論文出版，題目就叫 “Colours of Money, Shades of Pride” 。

尊嚴，成為工潮中最重要口號。

按劇本演出的罷工

女工佔據工廠13日，是67暴動以來，香港工運史上一宗奇特事件。在這之前，罷工不多，水靜鵝飛。罷工突然而來，社會議論紛紛。

那天公司發難，解僱36名工人代表。公司早有準備，先命各層關門，派科文組長站崗禁止出入。再按層叫工人上人事部，用攝錄機跟著工人，著令她們即時離廠，嚴禁通風報訊。

資方怎樣也料不到，原來談判多月，工友早感山雨欲來。在對上一次工友大會上，工友排演了一齣話劇，預演公司炒人怎辦。劇中，一個被解僱的工友乘亂奔往地下打電話通知「街工」，其它分頭通知各層工友，齊湧上人事部靜坐。

部署得天衣無縫的管理層，結果在工人「暴動」後目瞪口呆(工友叫佔廠為暴動)。

13日守廠可歌可泣，公司將冷氣關掉，盛夏30多度，女工大汗淋漓，也無處涼洗，代表暈倒；一些老公抱著一家大小來到工廠，要老婆立即回家，他們不少接過公司的游說與恐嚇電話；工廠將生產轉往其它地區，工人向國際勞工組織求援，發起全球罷買；香港日僑商會向廠方施壓，要求廠方不得讓步；女工拉隊往日本領事館露宿抗議；資方用銀彈政策引誘工人復工，工人分裂；罷工企得最硬，還是最有義氣的八鄉姑娘，她們有幾拾人。一切一切，彷彿又在今天的碼頭罷工中輪迴再現…

80年代工人生活誌

罷工後來怎樣？

現在，每年有不少學生來到「街工」，瞭解香港的工業變遷，工人的狀況。我例必帶他們到工廠區走一趟。

看到甚麽？我問。

學生答：迷你倉、寫字樓、批發零散…可能還有劏房。

但工廠已經不多。那些年，一批又一批數以百計工人罷工的現場，像亞洲精工、飛達、迪吉多、飛利浦…全都不在了。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開放改革，大型工廠率先搬走。

我告訴學生，若在以前，每逢上下班時間，工廠區車水馬龍，塞得水洩不通。數拾架廠巴，將一車又一車的農村女工從荃灣、屯門、元朗運來這裡。

葵涌路將葵芳、葵興邨與工廠分開。60年代這裡一片荒田，70年代政府在葵涌山頭築起多個公共屋邨，移民實邊。在公路另一旁填海、平田、蓋工廠。路途遙遠，居民都樂意接受低薪，在原區工作。香港70年代工業起飛，就這樣開始。

每天早上，工人從屋邨走出來，湧向馬路對面的工廠。午飯徒步回家吃飯，然後再上班。家庭主婦背著大包，往來屋邨與工廠間，拿外發材料回家，大小總動員。很多小康之家，就是這樣胼手胝足建立起來。

那時工業興旺。80年代中我來到「街工」之時，屋邨對面的工廠仍24小時開工，工人回家還要抵受噪音之苦。家家戶戶紥上像今日燒烤的鐵絲網，防止棉絮飄入。每到工廠轉班，清洗大型抽氣扇時，漫天飄絮，蔚為奇觀。

尾聲

這些光景，伴随著工廠區獨有的濃烈刺鼻氣息一去不返。罷工仍然繼續，不過已轉到碼頭那邊。亞洲精工錶廠工潮像見証著香港工業的騰飛與消失。罷工後來怎樣又有甚麼相干？2013年，女工都成為保安、清潔、零散工。但唯一不變的依然是罷工，見証著工人對自己的尊嚴：仍然堅持。

1986年的一天，兩個女工來「街工」找梁耀忠，其中一個自稱「新青學社」學生，說梁耀忠是她導師。時「新青學社」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