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隨筆:「一帶一路」與「大東亞共榮圈」

回到香港,我們如何面對上述「大國崛起」、「一帶一路」及各種「帝國話語」的合理及不合理性,尋求香港的未來?我感興趣是香港不少朋友同樣挪用不同論述資源來建構自己的夢

夏菽  7.3.2018

前言

讀書組目的有二,一是比較「一帶一路」與「大東亞共榮圈」異同,及其「超克現代」的共同困境 (現代是否等同西方?),以思考中國「現代化」何去何從?我認為必須歷史地看「大東亞共榮圈」,將它一分為二;而「一帶一路」是個有待發展,妾身末明的概念。另一點是繼續思考香港未來,如何透過「一國多制」下的自治 (不同於自決/獨立) 建立生存空間,並共同塑造中國未來。有這個可能嗎?我們會從歷史角度思考。以下是籌備過程的一些思緒,個中謬誤,請大家批評。

  1. 日本「明治維新」前出現「亞細亞主義」思潮,「亞細亞主義」反對當時部份日本人提出的「脫亞入歐」主張。「亞細亞主義」重視日本本土文化及歷史傳統,主張團結亞洲諸國抵抗白人帝國主義。其後日本變法成功,清朝卻失敗。日本萌生以亞洲霸主身份領導中國躋身列強的想法 (斷定中國自己無法自保)。其後日本擊敗清國及俄國,與列強爭逐在華利益,當時仍抱保存中國的想法。民國成立,中國的民族主義崛起,欲收回列強在華特權 (包括日本之特權–中國市場對資源貧乏的日本甚為重要),及國民黨及共產黨與蘇聯結盟,蘇聯是日本頭號假想敵,日本乃先發制人,入侵東三省,建立滿洲國,之後全面入侵中國。早期「亞細亞主義」主張中日結盟,曾有不少日本人投身中國的改革及革命事業,最後卻演變為入侵中國,原因何在?如果「一帶一路」的起始意義是推動一個比西方更公平開放的世界經濟秩序 (一些學者盼望),那它會否像「亞細亞主義」一樣,結果蛻變為侵略的「大東亞共榮圈」呢?
  2. 侵華戰爭期間,日本知識份子曾討論「超克現代」(或「超克近代」) 的問題,基本上是延續「亞細亞主義」,反對以西方作為現代標準,反對全面模仿西方。左翼的竹內好曾參與這次討論,並在戰後寫下《現代的超克》,令早已受人遺忘的討論再引起關注。他提出當時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曾令很多日人迷惘,因入侵東三省被說成是扶助滿人及抗拒俄國入侵中國,尚為大部份日人接受,但從一直主張的「中日提攜」,演變為「七七事變」,入侵中國「本土」,則難圓其說 (這種心情包括部份關東軍軍官),及後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美國稱為「太平洋戰爭」)向美英宣戰,竹內好說如釋重負,覺得重回團結亞洲對抗白人的道路上 (其實上,當時不少軍人表示日本無力同時向中美宣戰,否則必敗,但不少日人反覺舒暢)。日本右翼林房雄在戰後出版《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批評美國在日本戰敗後,強迫日本承受所有戰爭責任,而隻字不提美國等列強侵略亞洲是迫使日本發動戰爭的重要原因。
  3. 在「亞細亞主義」及「超克現代」議題上,滿洲國是日本入常引用的例子。當時日本大量移民滿洲國,意圖將滿洲建立成亞洲最現代化國家。滿洲國並非設計為時興的民族國家,而是宣傳為代表亞洲人的國家。其主要族群是漢、滿、蒙、朝、日五族,奉行「五族協和」和「王道精神」(強調非只靠軍事強權),很接近早期「亞細亞主義」提出團結亞洲的精神。不過,隨著日本侵入中國「本土」,為著戰爭需要,對滿洲國改行高壓統治,及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滿洲國便名存實亡,淪為日人的殖民地。印裔學者杜贊奇 (Duara)指,日本對滿洲國的統治方式,標示著帝國主義的新殖民手段,如包括大量投資,協助建國及現代化。因當時列強明白到大國間的戰爭已不再局限地區,而發展為全球角力的「總體戰」,需要有龐大經濟,只單打獨鬥或一味採用剝削無法持久作戰。日本採用新殖民主義先於西方列強 (在滿洲國實施)。杜贊奇並分析了日治時期香港,指戰後英國對香港採用的政策,不少是仿效日治時期的新殖民政策。今日,台灣及香港在後殖民狀態下有不少人懷念殖民統治,並萌生分離意識,與新殖民主義不無關係。
  4. 但不止中國官方唱好自己的「一帶一路」政策,自九十年代末金融危機敲響全球經濟喪鐘以來,西方左翼一直盼望有另類模式可取代「新自由主義」,時蘇式共產主義已在九十年代崩潰,自稱社會主義的大國只剩中國。當時,批評「新自由主義」下的資本主義是反市場的,因而主張實行市場經濟同時強調政府介入的「波蘭尼 (K. Polanyi) 學說」日漸受歡迎,反映了這個傾向。2007年意裔學者亞銳基 (G. Arrighi) 的《亞當史密在北京》嘗試解釋國家調節的「史密式經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主要原因。美國「加州學派」的彭慕蘭(K. Pomeranz) 在2000年的《大分流》指十八世紀工業革命時的英格蘭與清朝最富庶的江南,無論在生產水平、科技水平及生活水平都旗鼓相當,只因淺層煤及北美洲殖民地的發現,才使英國先拔頭籌。因而是「偶然」事件。早在1999年,德裔學者法蘭克 (A.G. Frank) 的《白銀資本》便從白銀全㺷流向的角度指歐洲資本主義崛起前,千多年來主導世界經濟的一直是中國,現在中國崛起只是回到這個軌跡。可見,唱好「一帶一路」並非只是中國官方的獨腳戲。然而有多少是左翼的理想投射?
  5. 「世界體系」學者 (如亞銳基、法蘭克) 大體承認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是西歐式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前,全球最重要的經濟力量。他們主要受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啟發。濱下在八十年代研究近千年來中國海外的民間貿易。濱下認為,歐洲資本主義能夠發展,主要是明清時搭上東亞這艘經濟大船,累積大量財富而開始 (包括白銀貿易)。因此就不是清朝單向地學習西方,還包括西方努力讓自己融入相當完備的東亞經濟體系。濱下發現中國商人及移民在東亞以至南亞建立起緊密的貿易網絡,華商一直主宰著這個經濟體系,與官方的國與國的朝貢貿易,平衡而立。華商在國族身份上是多元的,游走邊界之間。濱下更專門研究香港商人在華南的角色。近年一些香港年輕學者以此思考香港回歸後的出路,認為香港可扮演在粵語區(包括華南、南洋及海外華人區)的樞紐角色,並提出「永續自治」口號。本來「自治」與「港人治港」並不矛盾,但「永續自治」徘徊在「公投自決」與「自治」之間,近日受到國內批判。
  6. 如果現代中國是建立在清朝的基礎上 (繼其版圖,並建立為多民族共同體),那若有人說清朝不等同中國,中國只是漢人為主的省份(如明朝統治的地方),中國只是清朝一部份,滿人從未完全漢化,清朝是揉合內亞及中國文化的複合體,清朝版圖是擴張及殖民所形成,統治大片非漢人領土 (疆、藏、蒙、東北)…。這樣,現代中國便面臨挑戰,清朝結束後,中國還有沒有管治這些地方的合法性?中國一些學者與「新清史」激辯 (「新清史學派」近廿年在美國崛起」),認為「新清史」背後隱藏這個問題。「新清史」指經歷清朝統治,中國才成為一個版圖遼闊的多民族國家 (想想武昌革命前,孫中山還曾想建立一個像明朝的漢人國家)。一些中國學者認為「新清史」包藏禍心,想分裂中國。但亦有學者認為,不應直接將清朝類比人民共和國,因當中經歷民國、日本侵華、中國民族主義、共產主義等改變。中國學者劉曉原提醒,不能忽略國際對中國的影響,中國從對邊區採用間接管治的傳統做法,漸改為加緊控制,便是自覺被敵意的「民族國家」包圍,努力將自己從「帝國」變身為「民族國家」 (免被瓜分) 有關。
  7. 自民國(及人民共和國)以來,中央加緊控制藏、新、內蒙等民族區域,及加強影響台、港、澳地區,從民族國家的角度,這是國家行使主權的當然權利。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地區正是中國與毗鄰其它國家的交錯點,旅美內蒙學者寶力格認為,現今「一帶一路」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正重建中國與中亞的貿易關係。寶力格將中亞分為兩個部份,「內亞」指地理上延續歐亞大陸的中國境內部份 (即新、內蒙、藏地區) ,「外亞」則指歐亞大陸的中國境外部份 (如中亞五國及蒙俄等地)。寶力格指「內亞」與「外亞」族群及血緣相連,中國想搞好「絲綢之路經濟帶」,便必要搞好「內亞」,否則「外亞」便會排拒及不信任中國。但中國學者過去較少關注「內亞」情況,在論述「一帶一路」時亦只重國與國關係,結果,很重要的「內亞」便被遺漏。(這不禁令入想起「新清史」的提醒)。若「內亞」對應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那對應「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便應是香港。歷史上,香港不同樣扮演著邊界及中國向外延伸的角色嗎?(濱下的分析)
  8. 對近年大陸興起的幾股思潮,南韓學者白永瑞將之統稱為「帝國話語」,指那些期望中國重回「帝國」時期繁榮的主張。「帝國」被一些學者賦予領土廣袤、族群眾多、中央專制,但對地方採用寬容的間接統治,除武力外,還靠一套文明的軟實力行使領導權的制度。白永瑞將「朝貢體制」、「政治儒家」、「天下體系」的主張 (這幾種主張有時互相衝突,有時互相支持) 都歸類在「帝國話語」內。根據一些學者主張,「朝貢體系」不單是一個經濟體系,還是一套國際秩序,過去曾有效維持東亞長期和平 (與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歐洲「威斯伐利亞體系」引發不斷戰爭,並最終演變為武力及經濟擴張的「帝國主義」不同)。一些學者則認為復興儒家,才能補共產主義及個人主義的不足,前者捨棄了傳統文化修養,後者無視社群秩序。當代的「政治儒家」(如蔣慶)強調東亞各國(還包越南),都是儒家文化圈國家,可發揮一種有別西方的文化及政治力量。趙汀陽則提出恢復周代的「天下」(無外)觀念 (配以文化力量),來定位中國未來的方何。
  9. 白永瑞並非質疑這些「帝國話語」。「帝國話語」在白永瑞這些「亞洲左翼」眼中,若不是肯定,也是作為中性的詞彙來使用 (注意「帝國」相對於「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則是「民族國家」而不是「帝國」的產物。對「帝國」的分析,可參考日本學者柄谷行人)。但白永瑞提出,中國的再「帝國化」,難免令四周國家感到焦慮、提防。白認為中國學者的研究往往忽略了「朝貢制度」中的互動關係,質言之,各朝貢國不特保存自己的體制,還發揮制約宗主國的作用。但中國學者的「帝國話語」往往只關注中國自己的角色。因此白更加關注的是朝鮮半島、琉球、台灣、香港這些地區能否發揮作用。白引入「分斷體制」(即一個國家或地區因外力而陷入分裂狀態)一詞,指上述地區的分裂都是冷戰「分斷體制」下的產物,它們的再融合 (譬如南北韓) 需視乎地區及國際形勢,及尋找民族國家以外的形式 (如聯邦制),以保有各自的自主性。白非常重視香港能否扮演示範作用,為中國的「一國多制」提供經驗。
  10. 回到香港,我們如何面對上述「大國崛起」、「一帶一路」及各種「帝國話語」的合理及不合理性,尋求香港的未來?我感興趣是香港不少朋友同樣挪用不同論述資源來建構自己的夢。如以濱下武志的外向式海洋經濟(區諾軒) 或「華南文化圈」(方志恒) 來定位香港與大陸的若即若離;以殖民地的中國遺民身份,「華夷變態論」、「崖山之後無中國論」抗拒「野蠻」如蒙古、滿族的中共(陳雲);以人類學家的浪漫,杜撰東南亞山地社會無政府狀態的「索米亞」(Zomia) 概念來彰顯港人有「不受管治的藝術」,可「去國家化」(鄺健銘)。我們把這些「香港話語」和大陸各種的「帝國話語」連起來思考,它們都在同一天空下,有著大同小異的夢。

回到香港,我們如何面對上述「大國崛起」、「一帶一路」及各種「帝國話語」的合理及不合理性,尋求香港的未來?我感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