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反思：地區性及群眾自發性–從新理解中共歷史
回顧這段「革命」歷史，值得思考的地方不少。像階級矛盾如何轉化為土客矛盾(香港不是嗎？)，激進的土地政策如何導致國共分裂或分裂得太遲？(所謂勇武抗爭與和理非的分道揚鑣、分庭抗禮)
夏菽 29.5.2017
(1)
工運朋友籌謀扎鐵工潮十周年活動，近日順道交流。我說對扎鐵工潮一直有個印象，就是行會及蛇頭根深蒂固。假若簡單把扎鐵工潮表述為一宗現代工會抗爭事件，恐怕觸不到癢處，也理解不到工人的爆發力。
據我觀察，不同利益蛇頭與行會頭人，一直與工會爭奪抗爭領導權。抗爭早期的激烈衝突，及封地盤行動，不少是蛇頭帶動工人的「自發」行動。面對如此光景，工盟任務，就是努力在抗爭中將蛇頭納入軌道 (碼頭工潮亦有近似情況) 。
這種「現代」組織模式 (基於共同利益或共同信念組合起來) ，與基於血緣、地域、宗派利益的「傳統」組織模式，在現代化過程中一直關係緊張。
(2)
近日中央四台＜朱德傳＞，提到「富田事變」。當年 (1931)日本正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東北，國民黨卻四處圍剿紅軍，而紅軍又進行肅反 (「反AB團」，指反共分子滲入紅軍伺機破壞)，內部自相殘殺，有說殺掉了七萬人及清洗了大批紅軍幹部。由於牽涉其後黨領導人的責任，故劇集語焉不詳。
過去，不少人都將目光放在責任誰屬，及政治意識形態分歧上來理解這宗悲劇 (當時AB團並不存在) ，近年研究開始強調紅軍地方勢力與外來紅軍的矛盾。據網上資料，江西蘇區由兩幅根據地組成，一是地方勢力李文林控制的東固山，一是毛澤東及朱德的井岡山。毛朱不是江西人，是「秋收起義」及「南昌起義」失敗後才退至江西。李文林的勢力在其後的「反AB團」時受到清洗。
毛澤東在江西代表著中央，地方管理則由李文林執行。李文林屢屢抗拒毛頒布的中央命令，並擅自除去甚至殺害毛委派的人。毛則指李是右傾主義，指他拒執行中央平分土地的政策。最後李被指為AB團而受整肅，引致主要是當地人組成的紅20軍團兵變。兵變其後被勸服，但大批軍官被殺害。
但肅反並非只發生在江西，而是遍佈各蘇區，原因何在？
(3)
台灣中研院的陳燿煌在＜中共湘鄂西蘇區的發展及其內部整肅 (1927-1933)＞提供了一個解釋，該文以賀龍的湘鄂西區作分析。他引述加拿大籍歷史學家陳志讓在《華中高地的居民》一書觀點，認為賀龍也很少按中央指示以土地革命號召農民，對分配土地亦十分冷淡(注意李文林的一個罪名是拒執行中央平分土地的政策) 。賀是以個人魅力及傳統關係動員當地農民。該區大多是自耕農，最大困境在軍閥與政府苛捐雜稅，而不是土地問題。陳志讓認為，這是湘鄂西蘇區與其它蘇區不同之處。
陳燿煌不完全認同陳志讓的結論，他認為各蘇區早期情况，其實跟湘鄂西蘇區大同小異，那些被動員的群眾大都只著眼地方性的切身問題，而不曉得何謂土地革命，何謂共產黨。
題外話。＜朱德傳＞有一幕，講朱德做了紅軍指揮，路過家鄉，地主階級的老父及親戚不知就裡齊來祝賀。朱德尷尬地向父親說，當的是紅軍軍官。老父想了想，和顏大悅：「附近有共產黨分田分地，讓他們搞吧，至少他們不敢搞到這裡來囉。」朱德一臉無耐。
陳燿煌說賀龍的軍隊不少在加入革命前是「神兵」，是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民間武装，像紅槍會，目的是反對軍閥的苛捐雜稅，常由地方上的富豪帶領。而那些投身紅軍或農會的地方菁英，他們關心的是地方性及切身的利益，而不是共產主義的目標。譬如一些紅軍會拒絕開拔到較遠的地方，這事常有發生。順道補筆，在「富田事變」中被整肅的李文林便反對毛澤東反圍剿時誘敵深入之計，因此舉會令他的家鄉暴露在敵人炮火下。
代表中央的外來領導與本地菁英本已矛盾重重，致命一擊是1930年開始，由於國共合作失敗，共黨採取武裝鬥爭，在農村建立蘇維埃，轉趨激進、充公地主土地，令雙方矛盾加劇。加上國共合作失敗，領導路線不斷轉換，一時反右，一時反左，中央威信大減。而水災及飢荒，國民黨圍剿等，令紅軍內部頻頻出現自把自為(包括不遵從上級的瞎指揮)、掉隊，甚至投降情况。中央對那些過去與舊軍隊或土豪劣紳有過交往的紅軍將領，更是猜疑防犯。當「肅反運動」一來，便互相傾扎。
陳燿煌說「肅反運動」用意在清除軍內不穩份子，但鬥爭之烈卻始料不及。大批地方菁英被殺或離隊，提早換上另一批政治立場可靠的骨幹，所以相對其它蘇區，湘鄂西蘇區在其後的共黨內部鬥爭中相對和平。
(4)
金冲及的＜從迅猛興起到跌入谷底–大革命時期湖南農民運動的前前後後＞說，北伐時(1927) ，湖南有氣勢滂礡的農民運動。但事實上，在此之前，國民黨在此區沒有農民力量。農民是靠北伐期間共產黨發動的，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
但據共產黨文件顕示，遲到1927年，湖南共產黨仍欠缺黨員下鄉組織農會，早期共產黨員多是城市知識份子。這要等到北伐軍到，軍閥敗走，中共才能借勢由上而下發動農民。當時共產黨員下鄉(多回自己鄉下)，找當地紅槍會及民團等組織聯絡，而當地出身的黨員或農民運動領袖，本身就多是秀才老爺，或其入城讀書後加入共產黨的子女。
北伐期間，農會遍地開花，這時農民的要求温和，如减租、減息和解决糧荒，不少農民為北伐軍做嚮導、挑夫，得到北伐軍讚賞。但不到一年，便出現攻擊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事情，這些行動，許多與共產黨無關，為個別農會自發行為，如擅自逮捕游街、罰款打人、驅逐出境，甚至處决等，受衝擊的包括北伐軍官家屬。
盧毅的＜國民革命後期的工農運動激進化＞說，當時北伐中的國民政府需要大量軍費，不断發行債券、徵收税項，並開始限制工農運動，因工廠罷工及農會禁止糧食運出，都會損害經濟，減少政府稅收。而通貨膨脹則抵銷了工人的加薪，農民亦感到不滿。他們已组織起來，便自己動手爭取。
當時中共力量薄弱，無法駕馭工農群眾。盧毅舉例說，1927年1月，中共在湖南有六千黨員，當中農民不足二千，卻面對二百萬農協會員(還要面對150萬態度曖昧的紅槍會會員)。中共一方面下令矯正過左的幼稚病，不充公土地、不准農會私下逮捕及多收會費等。另方面大肆擴張黨員，三個月內提升到二萬。這些新黨員革命熱情高漲，卻未必明白組織的原則及紀律。
但措施收效不大，因黨內路線猶疑不定，以陳獨秀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以克制的態度希望國共合作繼續下去，不希望農民運動過火；但地方幹部又怕挫敗農民反抗的積極性。加上當時黨內路線分歧，誰限制農民便有被攻擊為投降主義之險，故大都容忍農會行為。而同樣重要是，如上節所言，農會與地方頭人互相重叠，包括大量流民及傳統秘密組織成員，他們關心的是地域性及具體利益，因此互相衝突。基本上，共產黨的命令只達到區的層面，無法下鄉。
結果1927年5月在長沙爆發「馬日事變」。1926年，北伐軍攻克長沙，共產黨在長沙推行土地改革，處决了幾名知名人士，而赤衛隊亦處决了一些地主，部份属北伐軍軍官家屬。時蔣介石决定清黨，國民黨分裂為兩部，湖南屬國民黨左派，繼續與共產黨合作。處决消息令正在北面與奉軍作戰的湖南軍人大為不滿。國民革命軍三十五軍三十三團(約千人)連夜回師襲擊長沙，殺共產黨員及工農四百多人，並釋放被扣押地主。地主立即組織民團報復，長沙失守。
故事說到這裡。陳燿煌在文章說了一段話：「這種帶有強烈自發性色彩的群眾運動與共產革命在目的與手段上扞格不入，中共是否能夠在這些自發性群眾運動的基礎上建立蘇區，端視其能否成功改造這些自發性群眾團體….」。對扎鐵工潮，我想到的就是這些。
上段話陳燿煌還有一句：「中共湘鄂西蘇區早期的發展便深受此一問題所苦。」我們經歷過雨傘運動的，應會明白。
(5)
「帶有強烈自發性色彩的群眾運動」與早期共產革命的恩怨情仇，還可見諸一宗「井岡山謀殺案」。1930年，紅四軍第三十二團團長及副團長袁文才及王佐中伏，被紅五軍誘殺，三十二團被解散改編。
被殺者袁文才及王佐，原是盤據井岡山的「土匪」首領，1928年毛澤東「秋收起義」失敗，率殘部逃至井岡山。當時中共中央視土匪在內的地方武裝勢力為主力拉攏對象，毛乃收編袁、王及其部下。其後，朱德等亦在「南昌起義」失敗後，於1930率軍至井岡山。不久，就發生袁、王被殺事件，罪名是二人反對分田，及與反動勢力勾結。
毛在此事上似欲保護二人，他們一直佩服毛，袁更撮合了毛與賀子珍的姻緣。但袁、王仍為彭德懷及當地幹部所殺，時毛不在井岡山，毛似想保護袁。毛率領軍隊開拔時，曾建議袁随隊，但袁中途私下折返被害。
農民的地方勢力複雜，袁代表山區外來移民的貧窮户，這些移民受本地地主剝削。但早期中共的農民運動，多由城市知識份子回鄉發動，他們主要是地主子女。回鄉後多發動親人及地方上有頭面的人出面組織農會，因此農會與客藉農民互不信任。平時，除了地主會組織民團及地方武裝外，貧農(不少是客藉) 亦會組織起來，保衛自己權益，一些亦走上盗匪之路。土客之分，破壞了中共原先期望的階級團結。(另一宗例子參考前述的「富田事變」，毛的立場來了一個「反覆」)
袁代表的地頭龍客藉力量，與外來紅軍的競爭、富農與客藉貧農的矛盾，及中共路線轉變(由1927年的拉攏會匪，到1928年的解除會匪式裝) ，譜成了上述謀殺案。事件後，部份袁、王的支持者投向國民黨，亦有再落草為寇的。二人在解放後才得到平反。(參考孫江：＜革命、土匪與地域社會–井岡山的星星之火＞。)
(6)
類似的地方性研究在八十年代陸續出現，農民不再視為利益一致的群體，中國共產黨亦不再視為鐵板一塊的機器。陳燿煌說，七十年代以前，西方學術界研究當代中國的，多把中國形容為受蘇共影響、專制、由上而下的國家機器，七十年代後則開始視中共是重視群眾自發的民粹主義及民族主義政黨，一些重視地方性及群眾自發性的研究出現 (同時受文革影響，故研究者又易帶有烏托邦色彩)。到了八十年代，地方性研究更加蓬勃，但更強調地方的多元性及因時制宜，就是說中共的方式不是只有一套中央集權或多元化的原則，而是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運用。
譬如說革命時期充公大地主土地，分田分地給貧農的政策，中央往往有一套政䇿，但地方又會權宜地執行。尤其一些小農佔主的地區，分田無法動員農民的積極性，反而更吸引的是温和的「減租」。這種觀點認為，不能從中央頒下的政策去瞭解具體的執行情况，要往個别地方的歷史、社會情況來瞭解。因時制宜，而非盲目執行教條，是中央土地政策不斷反覆的原因。
陳燿煌亦提到，中國學者在八十年代亦出現這種研究傾向，其中一個原因是黨內其他領導人地位冒起(如鄧小平等) ，他們開始改寫官方歷史，過往的官方歷史一直貶仰他們在革命中的位置。而八十年代的開放改革，亦顕現了地方的靈活性及先導性(見陳燿煌：＜從中央到地方：三十年來西方中共農村革命史研究述評＞) 。
(7)
但亦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張凱峰引用印度學者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國家內捲」說法，指清中葉以後，類近現代國家的管治架構已經完成，但面對廣大及多元化的疆土，中央仍欠缺足夠的管治技術，政不出縣城。故中央將地方管治交給地方領袖(土紳) 作「經紀人」，進行管治。但「經紀人」作為中間人又形成自己的勢力，蠶食國家資源，更進一步加深農民的負擔。矛盾是，朝廷越想改革(如晚清改革) ，或越想增加稅收，便越要依賴中間人執行。
張凱峰以中共的土地改革為例，他問：為何中共的土地政策不斷反覆，但又不斷推倒從來？就是因為要摧毀這些中間人，建立現代國家，在提高國家收入同時，減輕農民負擔。張凱峰認為，重新分配土地並不是土地改革的焦點，有些解放區並不熱衷充公土地、分田分地；有些集中在減租減稅：有些只在發展地方建設。土地改革的重點在政治，在摧毀以「經紀人」為中心的地方勢力，代之以向中央負責的地方幹部。作者說，只有在中共的土地改革後，中央的政令才歷史性地首次直抵鄉村。
所以才能解釋為何一些小農為主的地區，也推行土地改革。甚至一些地主不多，可供充公分配的土地不多的地區，也進行土地改革，目的是藉此建立新的地方行政架構。尤其是在敵強我弱的形勢或要廣納四方建立聯合陣線的時候，中共更不會觸犯地主的利益。相反，做到輕徭薄賦、改善農耕水利、綏靖治安，甚至發展經濟(包括資本主義) ，才是取得農民支持的原因，故能得天下。
張凱峰認為，中共的幾次政治運動，都有清除「經紀人」的含意。中共早期靠地方力量(包括地主及會匪)建立農會，但在「國共分裂」，轉為武裝起義後，便打擊這些中間人。抗日戰爭時期，又團結地主抗日。中共建國早期，土地改革仍比較寬鬆，到大躍進才仿效蘇聯模式，採用由上而下的集權，又開始清算地方(中間人) 的勢力。(參看張凱峰：＜土地改革與中國農村政權＞)
(8)
看來，在新自由主義學術霸權下，今天，烏托邦式研究已早褪色，但一元化的極權觀點正捲土重來，不論是反共或親共的亦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下，左與右並無多大分別，都不會重視民眾的多元性及理解民眾如何作選擇性的回應；左與右，不免綱領先行。
回顧這段「革命」歷史，值得思考的地方不少。像階級矛盾如何轉化為土客矛盾(香港不是嗎？)，激進的土地政策如何導致國共分裂或分裂得太遲？(所謂勇武抗爭與和理非的分道揚鑣、分庭抗禮)，還有是下鄉的點滴群眾組織工作，與急風驟雨式的軍事行動間的依存、磨擦到衝突(地區個案工作與社會行動)…不需很多想像，雨傘後的今天，我們「似曾相識」。
作為生於一個雖然日益受到限制但仍是和平改革而非武力抗爭年代的基層團體幹事，中共早期農民運動的經驗仍能打入心坎。1924年，中共黨員兼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主任董必武曾如此告誡回鄉推動農民運動的知識份子：一要尋找貧窮農民，贏得他們信任；二是不作空泛宣傳，要與農民閑談；三是幫助農民辦好事情，寄信記帳，助工助教；四是領導農民鬥爭，要選擇容易取勝的事入手，先小後大。當時下鄉知識份子採用的方法是依從農村習俗，與農民在日常生活上建立關係，最常的掩飾工作是教師與相命先生。教師尤其適合知識份子，他們辦工人夜校、農民補習班，為其後的群眾運眾培養了不少難得的人才。(參考黃文治：＜山區 “造暴” ：共產黨、農民及地方性動員實踐–以大別山山區中共革命為中心的探討1923-1932)
亦因此，知識份子同時改造了自己。
回顧這段「革命」歷史，值得思考的地方不少。像階級矛盾如何轉化為土客矛盾(香港不是嗎？)，激進的土地政策如何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