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反思：書介《秩序的淪陷》

如果說後過渡期香港有那些價值被改變了，其中一項可能就是對民族國家的零詮釋性，成為不容斜視的「光芒」，令香港再無色彩

夏菽  9.10.2016

卜正民（Timony Brook）是對抗戰初期江南淪陷區五個城市中與日合作者的個案研究，即對collaboration (通敵者/合作者) 的研究。中文版譯好後，幾無大陸出版社有興趣出版，皆因「投日者」早有歷史定案，是「漢奸」。

卜正民卻說出ㄧ個曲折故事。他說不屈抵抗的人不多，全心投日也佔少數，逃難者較多，但留下被迫與日治機構作某種程度合作（同時又暗中抵制）的佔大多數。

這種情況，在中國朝代更替(尤其非漢族入主中原時)，曾引起過無數次爭論。然而，歷史只會記載那些少數抗敵者及投敵者，對大多數民衆的瞹眛態度多不作聲。尤其在國家民族觀念不斷打造的年代，決容不下對大是大非的瞹眛。但民衆不一定這樣看，或者說，會有許多種不同看法。而不單止只一個「是非題」。

《秩序的淪陷》譯者潘敏，在〈譯者序〉中引用福柯〈無名者的生活〉，形容這些小人物，茲引錄如下 (引號為筆者所加，引號內是福柯原文)：

歷史是芸芸眾生創造的，但是在平常年代，小人物很難在歷史上留下痕迹。捕捉這些沒有歷史的人群被掩蓋的生命痕迹，「….必須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們。這束光來自另外的地方。這些生命本來想要身處暗夜，而且本來也應該留在那裡。將它們從暗夜中解脫出來的正是它們與權力的一次遭遇：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這次撞擊，對他們匆匆逝去的短暫一生，不可能留下片語只言…也正是這樣的權力，催生了這些文字，讓我們有機會窺見這些生命。」

在中國歷代的朝代更替中，不乏奉異族政權的「通敵者」。金末，元末，不少漢人甘為異族政權賣命（組織「義軍」），失敗後寧為玉碎。數量之多，早引起研究。早期左翼史家會將這些人形容為地主階級或士大士階層。但民眾怎看，甚少觸及。

自五胡、遼、金、元至清，新朝建立，均賴大量漢人支持，非漢族政權才得以立足中原。有學者指出，這正是中國綿延不絕之謎。先有孔子「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的「春秋大義」(有如現代新儒家所說的「文化中國」 概念)，再有陰陽的「五德終始」說。前者為異族入主，後者為野心家謀朝篡位，朝代更替(或革命)提供合法理據。

但「春秋大義」之外，亦出現抗衡力量。宋代便出現ㄧ種近乎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令「華夷之別」再起，血族界線重回。明代繼之，清末再吸收西方民族主義觀點，成為今天中國的剛性國族主義 (香港的本土主義是否如此？)。中國共產黨徘徊兩者之間，ㄧ方表現在中央與地方關係，另方表現在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

《秩序》一書引用杜贊奇「國家內捲」概念，分析日本在淪陷區建立地方政權的困局。在杜贊奇的分析中，現代中國雖建立了民族國家框架，但幅員廣闊，表面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實際是「山高皇帝遠」，「令不出縣城」，還需地方精英代理。是故，不少西方學者認為，時至今日，中國仍不是西方意義的現代國家。主張「天下體系」的趙汀陽最近在新書《惠此中國》認為，由於中國多民族共存，故從來就是「ㄧ國多制」。「一國一制」扞格多元狀況，故暴秦必亡。

香港是大陸逃難者的歸宿，早期有不臣蒙古的宋人，後有明朝內部不臣服者(如惠帝之徒也說不定)，再有反滿份子，逃避日本侵略、國民黨或共產黨的抵抗者及資本家，擁擠一堂。中國托派便是例子，先後被國民黨，日本侵略政權，共產黨清洗。最後四海南奔，立足香港，存在至今。

但香港又經歷英國侵略，日治，英國光復，九七回歸等政權更迭，除部份有錢人移民外，大都無處可逃。香港人文心態，同日治時期淪陷區的情況可否比較？民粹心態，可嘗有變？《秩序》足令我們反思。

港產片常要拍兩個結局，才能進入國內市場，因本地大衆文化有很強的瞹昧性，像《幗國梟雄》中的柴九，是跑江湖自食其力的基層，掙扎於清軍與太平軍，洋人與中國人，日本侵略與國民政府之間。他不是一定不抵抗，也不是一定合作，而是時而見風駛舵，時而因為維持心中原則不惜造反。

如果說後過渡期香港有那些價值被改變了，其中一項可能就是對民族國家的零詮釋性，成為不容斜視的「光芒」，令香港再無色彩。但諷刺的是，一種同形同構的對抗意識也出現，將泛民與建制，中華與本土，毫無懸念地割裂，不容灰色，同樣是摧毁著本身原有的斑駁。以前我們常說民衆是多元的，今天這說法已過時，因為那些「投敵者」（一衆貪便宜，狡猾，智力未開的小人），已被視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除華北、華中及江南淪陷區外，我亦聯想到滿洲國，蒙古自治軍政府及台灣，都有大量被認為是投日的人，部份更由此形成獨立意識，直至今天。還有香港….

如果說後過渡期香港有那些價值被改變了，其中一項可能就是對民族國家的零詮釋性，成為不容斜視的「光芒」，令香港再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