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討論:法王憤怒嗎?達賴喇嘛的「慈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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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書名及封面寫著「你未曾見過的『擁抱憤怒』的達賴喇嘛」,便知道法王都有憤怒和生氣的時候。但打開書本,其實你不知道那些話是法王說,那些話是作者上田紀行說的
夏菽 17.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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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源自一個困惑。在「雨傘運動」期間,有佛教朋友認同勇武抗爭,提出「慈悲的武力」。眾所周知,香港佛教界對社會事件經常沉默,對政府(包括北京政府) 的政策卻亦步亦趨。「慈悲武力」的提出,令人側目。
提出「慈悲的武力」的朋友認為此不違佛教教義。認同這種觀點的人愛引用佛陀前世為救五百商旅而殺死一名強盜的故事,來說明「慈悲武力」的合法性。
但我們又可從佛經引用眾多例子,說明佛教反對殺生,包括殺敵、殺魔。最著名的例子是希毘王「割肉喂鷹」故事。希毘王為了救白鴿性命,割下自己的肉喂鷹,以換取鴿的安全。希毘王大可殺鷹救鴿,但他不願殺生,寧犧牲自己。
另一個著名故事是憍薩羅國暴君琉璃王攻打世尊家鄉,釋迦族信奉不殺生原則,釋迦王選擇投降,並提出條件,讓自己沉在水中,在未伸出頭前,請暴君勿攻其族。暴君接受,釋迦王乃自沉水底,將長髮縛在石中不使自己浮起,讓族人有時間逃走。
也許,無論是「殺一人救五百」、「割肉喂鷹」或「釋迦王自沉」只是一種比喻,是善巧說法,而且年代煙遠,不必過於執著。且重點似在慈悲,不在武力。
(2)
大部份「西方的佛教徒」(一個權宜之詞) 都不贊同使用「慈悲的武力」,但對可否「憤怒」(包括「慈悲的憤怒」)則持不同看法。馬克蘭斯基 (John Makransky) 認為,憤怒源自害怕,害怕失去本來所擁有的 (可以包括財物、權力、生命、榮譽、親人、朋友、已習慣的環境、信念) 。憤怒令我們將問題歸咎在一個人或一個對象身上,認為他是主要,甚至是唯一要負責的人,於是我們期望減少他的影響力,甚至要他消失。結果,憤怒令我們搞不清事情的來龍去脈,令我們無法認識,甚至歪曲對方。
當我們見到弱小者受欺凌時,會產生憤怒。但很少認真想,為何會出現施虐者?馬克蘭斯基說,施虐者同樣因為害怕,害怕如果不鎮壓對方,自己所擁有的便會失去。施虐者對被虐者同樣感到憤怒。
塔尼薩拉 (Thanissara) 不同意上述觀點,她認為不應壓抑憤怒。我們要將憤怒轉化為動力,如果我們壓抑它,無視它,便會失去這種動力。她認為憤怒是面對不公義的正常反應。不過,她也同意我們不能被憤怒矇蔽。
上田紀行是位日本佛學者,訪問過法王,出版過兩本小書《慈悲的憤怒》(2015中文版) 及《達賴喇嘛:這些事,你應該生氣》(2019中文版) 。你看書名及封面寫著「你未曾見過的『擁抱憤怒』的達賴喇嘛」,便知道法王都有憤怒和生氣的時候。但打開書本,其實你不知道那些話是法王說,那些話是作者上田紀行說的。
反而,差不多同時間出版,由史崔-芮薇 (Sofia Stril-Rever) 撰寫、法王口述的《呼喚慈悲的革命》(2020中文版) ,便只談慈悲,沒談憤怒。
書中舉了兩個令法王感動的故事。第一位是喇嘛,他被拘留在中國勞改營十八年,監禁期間,他說面臨著一種危險。法王以為喇嘛說是酷刑和虐待而喪生的擔憂。但不是,法王說。那個危險是害怕因酷刑而喪失慈悲心。喇嘛說,他從未停止培養對所有眾生的愛,包括折磨他的人的愛。
第二位是北愛爾蘭人,他十歲時被英軍射盲雙眼,幾天後叔叔也遭英兵殺害。但年輕人原諒擊傷他的士兵,並成為好友。後來,年輕人創辦了一個慈善組織,幫助全球陷入貧困、不公平及戰火下的兒童和年輕人。
(3)
法王在1989年獲諾貝爾和平獎,在2011年的一次論壇上,他鼓勵大家以內在平靜去推動世界和平。但同樣獲得和平奬,推動禁用地雷運動的喬迪.威廉斯(Jody Williams)即場表示異議。她說憤怒源自對不公義的不滿,我們不應輕言寬恕。較前文提到的塔尼薩拉更加強硬。
確實,法王目前已擁有—種標誌性,不可動搖的和平便者形象,至少在「西方」。由馬田史高西斯 (Martin Scorsese) 導演的「活佛傳」(Kundun) 講述法王流亡前的歷史,片頭有段字幕:「在飽歷戰爭蹂躪的亜洲,西藏人民已經過了一千多年的非暴力實踐。」
但熟識歷史的人知道,事實並非如此。西藏歷史充滿戰爭,包括藏傳佛教教派之間的爭戰,藏傳佛教的護法神亦充滿暴力;如果從這個角度看,佛教(至少是藏傳佛教)是認可「「慈悲武力」的,甚至包括「不那麼慈悲」的武力,尤其在護法問題上更是如此 (譬如不少藏人經書稱讚僧人行刺藏王朗達瑪一事–因朗達瑪滅佛。歷史學家後來在敦煌殘卷中發現朗達瑪沒有滅佛的証據,不過「朗達瑪滅佛」早已進入藏人的集體記憶中)
法王的和平形象是否偏離藏傳佛教傳統?是一種近代的「發明」?是的,至少多傑雄天 (Dorje Shugden) 的信仰者認為這樣。與法王的和平形象相反,多傑雄天是暴力及憤怒的護法神,多傑雄天信仰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被以法王為首的流亡政府所禁,之後互相不斷發生暴力衝突。
多傑雄天是一個令人敬畏的神,藏傳佛教有許多這樣的神,祂們法力大,道行未夠,常作惡害人。根據藏傳佛教說法,當年蓮花生大師從印度入吐蕃,沿途便降服了許多西藏的本土神,令祂們成為佛教護法,用衪們去震服其它邪靈。這些護法野性未除,大都惡形惡相。
後來五世達賴建立格魯派霸權,借蒙古和碩特部統一西藏,把同屬格魯派的札巴堅贊繫獄,結果札巴堅贊慘死 (以哈達塞喉而死),從此化為惡靈,伺機報復。札巴堅贊不滿五世達賴向瑪寧派僧人學習,所以札巴堅贊死後便專向偏離格魯派原始教義的僧人報復。
札巴堅贊是格魯派高僧,死後被奉為格魯派保護神,後演變為多傑雄天 (多傑雄天可能本是本土小神)。札巴堅贊地位崇高,所以多傑雄天受到很多格魯派寺院供奉,多傑雄天更成為格魯派原教旨主義的象徵。值得注意是,多傑雄天的支持者在七十年代後與法王磨擦增加,亦正是法王爭取「西方」支持,不斷到歐美宏法的時候。另一個背景是,法王為鞏固流亡政府的穩定性,提升了藏傳佛教不同教派的地位,包括寧瑪派及苯教。亦引致格魯派原教旨主義的不滿。
(4)
法王作為「和平使者」的形象是經過一個漸變的過程產生。史伯靈 (Eillot Sperling) 認為,流亡藏人去到印度後,開始瞭解「西方社會」對西藏之想像:和平、出世。於是開始配合這些形象重塑自己。傳統佛教不殺生,自然很少「慈悲武力」的說法,但經歷大乘佛教及藏傳佛教二千多年的發展,產生許多「慈悲武力」尤其用在護法上的說法。現在法王面對「西方聽眾」,便開始剪輯他的故事,使佛教成為靈性的和平主義。
法王在自傳中提到受聖雄甘地非暴力思想影響。但有趣是,十三世達賴 (法王的前世)曾與甘地通信,甘地說期望西藏人努力不懈地實踐佛陀不殺生的教誨。十三世達賴則回覆說不大清楚甘地「不殺生」的意思,需要時間研究一下。史伯靈說,反映甘地對西藏亦墮入一種連十三世達賴也不明所以的「東方主義」想像中。但現在法王明確回答他的聽眾:不要使用暴力。他多年前已說過,如果藏人使用暴力對抗中國,他便會辭去在流亡政府中的領導職位。
當藏傳佛教傳到「西方」,便不能不適應「西方聽眾」的需要。加菲爾德 (Jay. I. Garfield) 認為,佛教傳入「西方」有點像佛教傳入中國一樣,當時中國已有自己成熟的文字、宗教及哲學,結果,初度傳入中土的佛教,是經過本土文化的傳譯及概念化,才為大部份中國人所知,所以佛教迅速中國化。與此不同的是,當時吐蕃未有文字,苯教亦沒有嚴密系統,所以印度佛教大度地塑造了西藏文化,亦因此藏傳佛教較多保存了印度佛教的原始精䯝。
另一點值得注意是,今天,在全球化下,「西方價值」已改造了佛教。中國佛教和藏傳佛教都沒有反過來影響印度,但今日,「西方佛教」卻重塑了亞洲佛教。亞洲佛教的近代復興者,不少都受「西方」影響,從而亞洲佛教在開始復興時,便不同程度帶上「西方」的烙印,而不單是藏傳佛教是這樣。
加菲爾德說「西方」對佛教的影響,已令大部份新興的佛教更現代化,接受理性,重視生態、女性地位及社會參與。譬如法王在「西方」演說時,便經常運用物理學、天文學及心理學知識。法王更表示過,若有些佛教教義經不起科學考證,便應放棄。
當法王不斷向「西方現代性」靠攏時,便受到一些不願、或跟不上步伐的原教旨主義者反對。而在教王帶領下,藏傳佛教成為全球化下靈性與和平的信使。
(5)
現代的佛教信眾不少是教育良好的中產階級,亦不乏志願團體及社運份子參與,因此佛教與社會的關係常被討論。就像上田紀行,他年青時是社運活躍份子,關心貧窮、和平運動,自稱左翼。但他感到苦惱,因不同團體為著不同定義,不斷爭論、不斷磨擦,永無止境。上田紀行因此轉向佛學,他認為參與社會事務,內心平靜很重要。
在「西方」,很多禪修中心為社運份子開課程,因他們的精神狀態往往繃得很緊。社運份子常常接觸弱勢社群、面對各種不文明 (如警暴),容易憤怒,「慈悲的武力」、「慈悲的憤怒」因而被提出。但如一些人說,憤怒往往是支撐起社會運動的動力,但它也容易令人迷失方向。很多社運份子很快就「乾塘」、沮喪,並將憤怒轉向內部,互相憎恨。
社會運動有沒有無有「慈悲憤怒」的選擇呢?它令人很累。法王說有:「慈悲的革命」。
參考資料
- 上田紀行:《慈悲的憤怒》(2015中文版)
- 上田紀行:《達賴喇嘛:這些事,你應該生氣》(2019中文版)
- 史崔-芮薇 (Sofia Stril-Rever) :《呼喚慈悲的革命》(2020中文版)
- Elliot Sperling, “Orientalism” and Aspects of Violence in the Tibetan Tradition
- Georges B. Dreyfus, The Predicament of Evil: The Case of Dorje Shukden
- Thanissara, Don’t Worry, Be Angry, Anger can clarify and energize our commitment to social change.
- Jay L.Garfield, Buddhism in the West
- Tricycle, Aren’t We Right to Be Angry? How to Respond to Social Injustice: An interview with Buddhist scholar John Makra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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