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隨筆：新冠肺炎反思(二) 東亞成功因素，「舉國體制」或「公民社會」？

台灣一直被認為在歷次救災中表現出色，原因不是因為有像大陸一樣的強大政府，而是有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

夏菽    18.4.2021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認為，東亞治理新冠肺炎的效率比歐美成功，這裡東亞指大陸、台灣、南韓、日本及香港。理由有二，一是東亞有儒家文化，儒家思想祟尚集體紀律，貶抑個人主義；二是儒家文化相信政府，所以政府措施能有效執行。作者說，在南韓及台灣，政府封城封關前，商店早已自行關舖。第二個理由是東亞政府採用了先進的「數位化」工具監控人民，能「有效」追蹤病人。

大陸異見學者曾金燕在評論韓炳哲時認為，將幾個地方籠統地稱為東亞，再配上儒家文化標纖，會混淆了各地的獨特經驗。像大陸（以武漢為例），其治理疫症的手法與港台完全不同，也扯不上儒家文化。作者說與其說武漢居民相信政府，不如說在政權嚴密審查機制下不得不配合。「數位化」監控，又進一步削弱了基層的自主組織與動員，跟台灣及香港顯著不同。在港台，「民間」或「公民社會」在治理疫情上發揮了重要角色。

台灣一直被認為在歷次救災中表現出色，原因不是因為有像大陸一樣的強大政府，而是有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台灣學者林宗弘認為，台灣明白單靠政府之力未能做好防疫工作，故積極調動民間力量，發揮互助精神。作者認為，台灣的優勢是擁有民主政治及言論自由，這有助民間自發動員，而且專業團體的意見受到尊重，無需跟隨政府統一口徑，故能夠監察政府施政，這是大陸所缺的。

中國學者徐先智引用阿甘本的觀點，列舉在武漢發生的情況，說明中國政府正以「例外狀況」擴展權力。作者批評中國國內的一些評論，動輒以「中國人民」之名，批評像阿甘本這樣令中國政府不悅的觀點。作者認為「例外狀況」與「人民名義」正一上一下地收縮中國民間的聲音。作者亦質疑齊澤克等歐洲左翼，為何在批判西方對中國疫情帶有「種族主義妄想」時(一些西方政客堅持新冠病毒來自不可信的中國或中國人時)，為何不同時批評中國政府對人民的監控？

中國學者周雪光的看法是，中國防疫救災特色是「舉國體制」，就是舉全國之力，透過嚴密官僚組織，由上而下動員，故能量大，成效快。但近年中國的官僚制度變得越來越剛性，規章越來越多，官員謹小慎微，事事上報，失卻主動，直至有上級批文，才風風火火進行，這時又不惜代價，去完成政治任務。像民間自發捐贈許多物資，政府指定交由紅十字會處理，紅十字會人手不足，物資便一直積在那裡。政府包辦一切，社會自我組織能力萎縮。2008年汶川地震，全國各地民間組織積極投入震災，但今次，只看到街道組織及鄰里互助。

一位逸名，似是國內年青學人，探討了今次疫症中公民社會的「缺席」。作者說，今次救災出鏡最多都是些臨時性私人組織，如校友會、同鄉會、粉絲後援會，其餘是一些鬆散的網絡呼籲、地方團體，互相缺乏制度性聯繫。中國有幾萬個註冊慈善團體，卻不見蹤影。就是說，中國沒有成型的公民社會，大災時只靠個人善心、人際網絡來作用。作者說，在中國，非政府組織一直在自我調整，自我限制，將自己局限在為政府提供服務，查漏補缺的位置上，就遑論監察政府了。因此，今次呈現不單止是疫症危機，更是一次社會危機。

如果韓炳哲是對的話，東亞在治理新冠肺炎的效率上是相對成功；又如果大陸「成功」是因為有強大國家力量的「舉國體制」；又如果台灣「成功」是因為有成熟活躍的「公民社會」；那兩者俱無的香港，「成功」在那裡？

台灣一直被認為在歷次救災中表現出色，原因不是因為有像大陸一樣的強大政府，而是有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 夏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