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隨筆：新冠肺炎反思(三) 香港，例外之外
通常一處地方抗疫成功，我們會假定政府的防疫政策受到人民支持，但香港卻構成一個反例
夏菽 19.4.2021
疫症期間，街工又做了甚麼？
1) 疫症高峰期，政府呼籲在家工作，公務員率先嚮應。我們也試過讓同事輪流每星期在家工作一天，以减少感染機會，但試了一星期便知不可行。當政府部門不得其門而入後，市民都跑到我們辦事處，尤其是各類個案工作聳然大增。我們的一天在家工作制很快便取消，並開始加班。
2) 政府支援不足，市民防疫物資不夠，尤其是口罩。我們除了向區議會、大型社會服務機構、善慈團體及各類基金申請物資外，也向街坊、工友及社會人士募捐，加上街工自己捐贈，籌得大量物資 (部份需向外地訂購)，以公開及家訪(長者)方式派送。物品包括口罩、清潔水、潔手液、清潔包等。
3) 我們開放本會在各區的中心，協助口罩廠分發網上訂購的口罩，也安排市民打流感針。由於早期市面口罩供不應求，弱勢者更乏保障，所以我們組織了一批婦女，日夜兼程，製作布口罩，除在網上發售以賺回成本外，亦组織義工隊上門探訪獨居長者，送他們布口罩及防疫物資。
4) 政府的援助措施零碎而繁複，我們協助市民申請，包括一些社會服務團體的援助計劃，這些計劃名額少，轉瞬即逝，一般市民大都不知道。不單不知道，網上更充斥許多假消息，所以我們亦透過電子訊息丶海報丶傳單向區內居民發佈，譬如管理公司的清潔衛生通告，那裡有人染疫，那裡有防疫物資派，各類可申請援助的資訊等。
5) 我們是基層勞工團體，自然關心失業及開工不足對工人造成的困擾，所以提出要求政府成立失業救濟金；但另一方面，自僱者及小老闆業務同受疫症打擊，卻受惠不到政府的援助，我們協助了補習社組成苦主聯盟，多次舉行記者招待會，要求政府正視。此外由於社交距離限制，許多面對面的小組活動無法舉行，我們改以視像開會，並製作了一批勞工法例及工傷反權益的短片，教工友如何保障自己。此外與大學合作，為市民舉行减壓及心理輔導。
6) 以上所作所為都處於一個大背景下，一方面是新冠肺炎疫症，另方面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挫折及混亂。街工一方面受疫症影響，課程停辦，收入大減，而街工採取不解僱不減薪立場，自己也陷入經濟危機中，需不斷籌錢借錢來撐著；另方面又面對是否出選立法會，及原有的立法會議員是否與民主派一起總辭等問題。風雨飄搖。
街工不是特別例子。但不同人對疫情下的香港有不同看法。
網上有篇文章，一位不知姓名的朋友，在論及阿甘本時忍不住說了香港。他說，身處香港的我們，對警察如何借「限聚令」濫權濫捕毫不陌生，由借量度餐桌距離騷擾「黃店」，到運用「限聚令」隨意驅散四個人以下的市民，同時又放生明顯違規的親政府人士，「限聚令」已經令香港進入一種「法外狀態」。作者說香港公民社會空間，只會在疫症過後，以「預防下一波爆發」等冠冕堂皇的名義持續收窄下去，甚至變本加厲。我們正身處阿甘本口中的「法外狀態」（「例外狀態」）。
這裡容我插句話，疫症只是一個「契機」，而不是原因。即使沒有疫症，收緊社會空間的政策，在目前政治形勢下，是不變的 (譬如口罩，即使疫情蔓延，政府初期還是禁止在社會行動中使用口罩)。阿甘本說的是「例外狀態」，但香港現在是立法永遠收緊，不是因疫情才「例外」行事。在中國政府的論述裡，現在不是「例外狀態」，相反「立法前」才是「例外」，現在要回到歷史的「正常」。
讓我們回到先前的問題，香港如何「抗疫成功」？當疫症爆發時，政府民望已經插水，民間互相撕裂。政府許多抗疫措施，外國可能認為不錯，但在開始時，普通受到市民質疑，包括受醫護等專業人員質疑。對何時封關？誰來檢測？是否隔離？私隱是否有保障？打不打疫苗？凡涉及中國因素的，都令許多香港人起疑。那些被命名為保就業，但幫不到很多工人的援助政策，反而反對的聲音沒有那麼激烈。
我看到兩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一篇的作者是Victor Teo，一位香港大學的學者，他認為新冠肺炎發生時，香港已經歷兩件事，一是2003年的沙士，令香港從政府到市民，都有面對疫症的經驗，譬如全民戴口罩及社區隔離，香港人都較肯接受，甚至當政府對應否戴口罩問題還猶疑不決時，全民已經戴上口罩。第二是2020年夏天的反修例運動，早令大陸遊客減少，所以即使政府遲遲不肯封關，香港被大陸感染的機會已減至很低。
這位學者說，通常一處地方抗疫成功，我們會假定政府的防疫政策受到人民支持，但香港卻構成一個反例，不少市民都不信政府有能力及真心為香港，所以「自己香港自己救」，自動自覺裝備自己，很多時是在家族及朋友層面。而民間組織，包括那些爭取民主的政黨及地區議員，都千方百計用自己的方式尋找抗疫物資，甚至親身飛到外國購買，然後分派給居民。有些更自行生產口罩。而戴口罩亦成為身份象徵，很多口罩都印上政治口號。
另一篇文章的作者是Kris Hartley及Darryl S.Jarvis，都是香港教育大學的學者，他們同樣研究民望低迷下，政府如何面對疫症。文章提到，當新冠肺炎爆發時，大部份歐美政府的民望是高企的，因此有能力帶領民眾採取一些如封關等非常措施。但當時香港政府的民望，在23個國家中排行尾三。市民在不信任政府的情況下，自行採取防疫行動。
文章說情況有如反修例運動，民間尤其是通訊網絡異常活躍，那裡有口罩賣或免費派發、那座大廈有人染疫、那個消息才是真、有沒有多餘的物資捐贈、那裡有人需要援助…比政府公布得更快；也充斥著各種政府失誤的笑話。事賞上，不少網絡也同時發佈爭取民主的訊息，包括那間「黃店」值得支持等。
通常一處地方抗疫成功，我們會假定政府的防疫政策受到人民支持，但香港卻構成一個反例 夏菽 19.4.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