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反思：重新理解長征 (一)
從一個族群角度，有客家與本地之分；從一個階級角度，則是農村階級之劃界
夏菽 28.8.2021
近日讀亞歷山大．潘佐夫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下稱《真實的故事》) [1]。潘佐夫是俄國學者，在美國大學教書，他運用蘇聯崩潰，蘇共機密檔案公開的機會，用以前不為人知的資料寫成本書。全書七百多頁，我看了二百頁，集中看國共第一次合作到長征期間 (1923-1936) 毛澤東的浮沉。
為甚麼？因我之前本來是看國內學者劉統的新書《長征》[2]。劉統是解放軍的研究員，擁大校軍銜，能看到當年機密電報，他寫出來的故事與官方頗多不同，非常有趣。劉統是學者，敘事角度從宏觀及整體入手，非側重個人，與過去國內外黨史集中描寫領導人的行誼不同。對我這些對中共黨史不太認識的人便出問題，究竟毛澤東當時想法為何？於是我找潘佐夫的書來互讀。
《真實的故事》評價好壞參半，很視乎你的政治立場，可討論的問題也多。我看了二百頁，最吸引我的是「客家人」這問題。早前，由於建黨一百年，中央台不段播放革命題材的連續劇，甚至紀錄片及旅遊節目也緊隨主旋律。我看過一齣介紹福建長汀的「紅色旅遊」節目，片說長征從這裡出發，大量長汀人參加長征，著名的「絕命後衛師」(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便由長汀人組成。
1934年紅軍主力開拔 (長征開始)，三十四師負責保護撤退，殿後力抗國軍追兵，全師六千人除幾拾人外全部戰死。紀錄片訴說當中大部份是客家人，長汀是客家人社區。我看的時候想起太平天國金田村起義的也是客家人，於是很想知道紅軍有多少客家人，但一直找不到資料。我看《真實的故事》，卻發現「客家人」這個主題不斷出現。
之前我對紅軍存在「客家人問題」的印象有二。一是多年前看過孫江的 ＜革命、土匪與地域社會–井岡山的星星之火＞ 對袁文才及王佐之死的分析 [3]。袁、王二人是井崗山的「山大王」，是「土匪」，也打土豪。毛與朱德在秋收起義失敗後，率紅四軍退到井崗山，毛以安撫手法招安袁、王二人，毛與二人結拜。袁、王二人代表當地貧農與半無產階級，他們是外來「客家人」的後代，與本地人尤其是地主形成對立，時有磨擦。袁、王擁兵自重，缺乏紀律，惟敬重毛澤東。後來彭德懷的紅五軍亦進駐井崗山，趁毛不在，消滅了袁、王及其部下，令毛十分不滿 (毛的第二任妻子賀子珍亦是客家人，袁、王介紹給毛的，性格很強悍)。
二是看了陳永發 ＜中共早期肅反的檢討：AB團案＞ 對中共整肅AB (反布爾什維克) 團的分析 [4]。「AB團」本是國民黨反共的地下組織，早在國軍向中央蘇區發動第一次圍剿時已喪失作用。但由於國軍圍剿，江西蘇區風聲鶴唳、捕風捉影，各派互以反AB團為籍口傾軋，甚到引發兵變 (富田事變)，中共元氣大傷 (不期然令我想起太平天國諸王內訌一幕)。文章詳細分析了事態的背景及推力，包括蘇聯及共產國際政策的搖擺、紅軍各山頭的權力鬥爭、中共中央與地方勢力角力、中央蘇區在圍堵下各種經濟及社會矛盾爆發、對土地改革及反圍堵戰略的分歧等，各種因素，互相交織。文章也提到「土客之爭」。
鬥爭最後演變成毛澤東所代的外來路線 (湖南人) 與本地幹部 (江西) 之爭。中共黨史慣常將分歧理解為進步與反動之爭，但當時蘇共以致中共，基於內部鬥爭需要，不斷修改「左」與「右」的定義，一時「過左」是問題，一時「右」才是問題，譬如毛澤東在此時便分別被對手冠以「過左」及「右」的罪名。但掩蓋在政治修辭下，卻是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
早期中共黨人多是知識份子，不少是地主子女 (大學生、留學生)，他們回鄉推動農民運動，往往憑著家族的人脈關係。其時共產國際推動國共合作，反對充公土豪劣紳以外的大小地主土地，因後者是國民黨官軍的來源，侵犯其利益不特不利拉攏當中的進步份子，也會令中共陷入危險境地。但隨著北伐勢如破竹，各地工農動員起來，更出現充公所有地主土地的口號及暴力分地行為，便直接威脅國民黨官軍利益。
其後國共分裂，武裝鬥爭全面爆發，激進的農民運動難以約束。但各解放區權力仍掌管在與地主關係密切的地方幹部手中，當外來的幹部或紅軍進入他們的地區並推動激進的土地政策時，衝突便爆發。井崗山的例子則剛好相反，代表本地人利益的紅軍襲擊了一支不受控制的「客家」雜牌軍。富田事變則是外來紅軍 (毛是代表)對反對激進土地改革的本地紅軍的整肅。
反圍剿，國共力量懸殊，毛抗敵之策是打游擊戰，誘敵深入至內線伺機殲滅；但代表本地利益的地方紅軍則不欲將戰事燃點在自己家門，紛紛主張主動出擊或抗敵於門外。這些與潘佐夫的《真實的故事》連上甚麼關係？
從一個族群角度，有客家與本地之分；從一個階級角度，則是農村階級之劃界。潘佐夫認為中國鄉村分化的界線是大地主、富農、中農、小農在一邊，失業者、流氓在另一邊。這也是毛的分析。農村有強大的宗族，不少是一姓一村，互相有血緣關係，大地主扮演著庇護角色 (譬如民團首領)，保護鄉民免受氓民的洗劫及攻擊。而外來移民往往因受擠壓，淪為失業者及流氓等。所以當中共發動農民革命，小農甚少響應 (反而一部份受現代教育洗禮的富農子弟響應)，他們對分田亦沒有興趣 (反而對廢除苛捐雜稅等更溫和的口號較感興趣)。意欲分田的是農村中的無產者。後者往往針對富農而不是大地主，因大地主多已搬往城鎮中去。
所以問題變得複雜，響應革命的只有農村的無產者，他們既無知識，亦不知何謂共產主義，而且紀律極差，嚇怕其他鄉里。所以中共早期建立農會，是禁止無產者參與的。但毛澤東力排眾議，基於同樣分析，他認為農村無產者才是中共天然的盟友，而為了滿足無產者土地的需要，必須充公所有土地，重行分配，因單就充公大地主的土地已不足以分配。所以毛早期的土地政策主了張十分激進，一直受黨批評及壓制。如果轉回族群的角度，潘佐夫說，南方便有三千萬客家人，他們不少是最水深火熱的農村無產者，這也是紅軍中有較多客家人的原因。毛的策略湊效嗎？(待續)
1. 潘佐夫：《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
2. 劉統：《長征》，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
3. 孫江：＜革命、土匪與地域社會–井岡山的星星之火＞，《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八十期，2003。
4. 陳永發：＜中共早期肅反的檢討：AB團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期，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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