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反思：重新理解長征 (二)

毛割據井岡山時，中共高層形容他陷於困境的部隊 (紅四軍) 有如乞丐和土匪

夏菽  30.8.2021

毛向中共中央報告，強調農村無產階級的強大革命性時，曾提到底層份子常參加紅槍會、哥老會等秘密組織，是股可資利用的革命力量。但中央的回覆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不需要這些力量。但隨著北伐及農民運動發展，大量農村無產階級加入革命隊伍 (與此同時，大量代表地主階級的力量亦加入國民黨)。到毛割據井岡山時，中共高層形容他陷於困境的部隊 (紅四軍) 有如乞丐和土匪。

另一個著名例子是賀龍，他的紅二軍同樣被黨領導人陳獨秀批評為土匪。賀龍為人津津樂道是兩度單槍匹馬闖入「神兵窩」(惡名昭著的農民武裝組織) 成功策反他們加入紅軍 (就像毛在井岡山策反袁文才、王佐一樣)。有說紅二軍長征時，沿途綁架大地主、土豪劣紳，脅迫他們隨紅軍一起走，直至家人付贖款才放人。這都有違共產主義崇高的精神。

但中共陷於兩難，原先寄望城市工人起義的夢想已給蔣介石粉碎，中共只能在農村進行抵抗，建立軍事力量，急需農民加入，而亦只有擴大分田分地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尤其是貧農及無產者)。中共欠缺資源及彈藥，充公地主財產也是紅軍的重要收入來源。

即使後來建立起解放區 (蘇區)，仍無法解決問題。革命需要不斷有人加入，需要更多的土地，但區內土豪劣紳及公田已經分完，紅軍不得不向外擴張 (向國民黨統治下的白區擴張)，取得更多土地分給貧農。在缺乏紀律下，過程難免觸及白區中農及富農的利益，結果形成紅區與白區的對立。革命運動原本是要爭取更多人加入 (包括中農及小農)，現變成壁壘分明 (階級問題又轉化成族群問題，大家為保家衛族而戰)。

在第五次圍剿時，蔣介石充份利用蘇區的弱點，用逐步圍堵的方法，構築碉堡將蘇區團團圍困，而不急於一時的效果。蔣的政策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結果中央蘇區陷入孤立，物資糧食嚴重不足。黃道炫 [5] 形容第五次圍堵前蘇區已五勞七傷。為增加兵源及物資，共黨幹部展開近乎強迫的徵召，農民抗拒日益加大的稅收及勞動，之前充公土地的政策令中農及小農對革命失去信心，而「肅反」擴大化，又令中共失去大量紅軍幹部及戰鬥員，士兵及農民逃亡日增，使中共進行更多疑神疑鬼的「捉鬼」工作，權力鬥爭越發嚴重。這時，在之前幾次反圍剿發揮作用的毛澤束，亦被剝奪了所有兵權。

長征是名乎其實的「逃亡」，未逃出湖南前 (即出發一個月後) ，紅軍已折損過半，岌岌可危 (出發時八萬多人，在湘江戰役後只剩下三萬人)。進入貴州後，毛在遵義會議提出改變前進方向，得到諸將認同，重回領導層。中共官方史學一向將長征初段的失敗歸咎王明、李德等「國際派」領導人，批評他們左傾、獨裁、不知軍事，而將挽救這次危機的功勞歸功遵義會議的毛澤東。

不過劉統認為，強弱懸殊，蔣介石又部署得宜，即使毛能更早取回兵權，指揮作戰，紅軍亦同樣返魂乏術。有趣是，劉指湘江戰役後，紅軍四個主力師仍然完整，因此懷疑減員是因新兵及輔助人員的潰散而非戰歿。若結合黃道炫對突圍前蘇區的描述，大批新兵並非認同共產主義，而是在不情願下或只想分地而加入，結果在國軍猛烈炮火追擊下，離開家鄉，軍心自然不穩。當時紅軍的開拔非常倉猝，戰士都不知目標是那裡。況且蔣的「七分政治」，包括既往不咎及援助農民。

毛確實有帶領紅軍衝出重圍之功，但不是他個人功勞。現在更有一個流行看法，以紅軍疲弱之師，如何衝出百萭國軍圍剿，最後能在陝西落地生根？原因在蔣的主要意圖不在立即殲滅殘餘紅軍，而在收復地方軍閥地盤為最 (如雲南、廣西、貴州、四川這些西南省份，地方軍閥雖已口頭上歸順中央，卻擁兵自重，與蔣貌合神離)。因此長征的整個過程，就是紅軍被幾拾萬蔣介石的中央軍從後追擊，前面則要突破不同國民黨地方軍隊的攔截。紅軍突破一重又一重防線，迂迥曲折在罅隙逃逸 (以避免真正的戰鬥)。

有許多資料顯示，擁兵割據的軍閥部隊，無意與紅軍真正交火，只要紅軍是過境而不是來搶地盤，他們稍為開火便網開一面 (好向蔣交差)，就讓紅軍突圍而去。軍閥最怕的是中央軍乘虛而入 (來搶地盤，來了不走)，所以甚至與紅軍約法三章，讓後者盡快離去。然後關下大門，不讓中央軍入境。

在這情況下，紅軍看似戰無不勝，地方軍不堪一擊。但1935年，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南下欲攻佔成都，便在百丈關被四川軍閥劉湘打得大敗。1936年紅軍組成西路軍遠征甘肅及寧夏，想開拓新的根據地，亦被軍閥馬步芳打得全軍覆歿。長征時軍閥看似不堪一擊，實際上是「打假」，保存實力。故有人以此解釋「西安事變」，1936年東北軍張學良及西北軍楊虎城在西安扣押蔣介石，張、楊的動機抗日是其次，主因是蔣介石想故技重施，以圍剿延安紅色根據地為由，將中央軍開入張、楊的地盤。

紅四方面軍是首先進入四川的紅軍，面對複雜的民族關係。田利軍說，1935年紅四方面軍進入川西北時，將當地少數民族的土司的土地充公，分給窮人。但土司往往兼任政教角色，為當地民族所信任，結果大部份地方勢力都聯合起來 (包括一般民眾) 對抗紅軍。紅軍失去給養，進退失據。一年後，紅四方面軍進入更偏遠的康北地區，一改之前激進政策，改為拉攏及中立一些比較進步的土司，從而關係得到改善。[6][7]

中共在長征中損失慘重，突圍之後，在陝西站穩陣腳，藉著抗日時機，捲土重來，終擊敗國民黨。由1921年創黨至1936長征結束，是中共始創時的混亂期，直到1936年落戶延安，許多政策都加以調整，如較溫和土地政策、民族政策 (少數民族)、民族主義綱領 (國族)、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當中不少都是從1927年下鄉革命到1936年長征期間所汲取到的教訓。

5. 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6. 田利軍：＜1930年代中期川西北及康北紅色政權研究＞，《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三十八卷，第四期，2011。
7. 田利軍：＜1930年代中期紅四方面軍對川西北及康北土司政策及其演變＞，《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四十卷，第三期，2013。

毛割據井岡山時，中共高層形容他陷於困境的部隊 (紅四軍) 有如乞丐和土匪 夏菽  30.8.2021 毛向中共…